戊戌变法时，列强在做什么？到底有没支持或破坏变法？

1214莫浩东

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5]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6]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慈禧太后於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此一新發現，打破了以往對戊戌政變的解釋，使得戊戌時期正反兩方人物的歷史評價，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討論之必要。

1214莫浩东

甲午战后，中国国内要求改革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西方传教士在斯时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广学会传播西学，推动了维新思想的兴起和发展；他们结交朝中权贵和维新派，鼓吹变法，对变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214邱琪琪

历史学家陈旭麓认为：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在前进道路上的两个交替的历史阶段.革命与改良历史地位的变化，反映了辛亥革命对戊戌变法既否定又发展的历史辩证关系。

1214莫浩东

对戊戌变法时期列强的态度、在华传教士与戊戌变法的关系、维新派对列强的认识等问题，学术界也展开了讨论。关于列强对戊戌变法的态度，以刘大年、胡绳、汤志钧等为代表，仍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列强不希望看到中国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性改革，维新运动中列强是站在扼杀维新运动中中国最反动势力的背后的后台。以陈旭麓、吴廷嘉等为代表，认为列强没有对新政采取打击行动，并确有赞助之举。政变后，英、日驻华使馆和政界要人曾营救过维新派，并提供了继续斗争的活动场所和部分经费。关于传教士与戊戌变法的关系，汤志钧认为传教士参与变法活动的目的是想要把变法引到对列强有利的方向去。范文澜、陈旭麓等则认为传教士介绍西学，参与变法，是维新运动有力的推动者。

1214莫浩东

2004年，茅海建和郑匡民合作发表《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一文，对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日本政府为对抗俄国，开始对华“修好”外交，关注清朝内部的各政治力量消长，注重培养联日、亲日力量，尤其注重联络实力人物和新派人物等情况做出深入探讨。认为当时的改革派，无论是主张激进改革的康有为及其党人，还是主张渐进改革的张之洞等官员，思想上都有很大变化，大多倾向于联日。

1214莫浩东

戊戌变法期间，日本政府表露出对中国维新运动的赞许和同情，但援助甚少；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则公开或私下救援维新党人，阻止废除光绪帝，多次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并参加了各国派兵北京、迫使清军撤离的联合行动。

1214邱琪琪

伊藤博文会支持中国戊戌变法的原因:伊藤博文从儒学，儒学是讲究兼济天下的。以前的天下就是中国，到了近代，世界联系紧密了，那天下就是世界了。他为日本之臣，议会要打中国，他左右不了多少。到变法的时候，他退休了，多少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事了，他看到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所以尽点微薄之力。
打中国的时候他是以国家身份和李鸿章谈判；戊戌变法的时候，他是以个人身份帮助变法者。

1214邱琪琪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由英国人保护，梁启超有日本人保护逃脱，那么请问这是问什么呢？

日本人帮助梁启超，康有为逃跑，不是因为对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革的支持，而是因为从中能够得到好处：
第一，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形象，标榜自己的文明。康、梁的维新是效法日本进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革，受到了西方民主社会的同情，而日本的保护同样得到了西方的赞赏。
第二，日本对康，梁的支持造成的。康、梁的维新是效法日本进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革，具体做法也效法日本的“明智维新”。为了使变法顺利的进行，康有为还邀请甲午战争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同光绪皇帝会面。这样的好徒弟，当老师的自然要出面保护。
第三，康，梁是中国保皇派的代表，同以慈熹为首的保守派的争斗中虽然失败，但在中国还有势力影响。支持康，梁一来可以使中国国内政治争斗继续下去，使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受创的国力不可能在混乱的政局下恢复，二来一旦慈熹老迈先死，光绪复出的时候康，梁必然重新得势，那现在日本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投资。
第四，清朝孱弱无力，即使帮助了康，梁，清朝也只能干看着而已，有什么好怕的。

1214邱琪琪

  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啓蒙思想家的態度則不盡相同,最具代表性的是伏爾泰對中國政治理想的褒揚,以致將中國作為法國應效法的楷模,而孟德斯鳩則表現出了一種冷靜的理性的批判.
  如果說,中國文化曾給法國18世紀啓蒙思想家及啓發的話,那麼,當中國的民主運動開始萌芽之時,法國的啓蒙思想則給予中國的啓蒙思想家以不可估量的影響.

----《法国简史》

1214郑淑贤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曾想得到列强的帮助，取得变法的成功；帝国主义及一些传教士对中国的维新也表示关切，五十年代史学工作者对维新派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基本采取否定的态度。沈镜如认为，日本借口赞助中国的变法运动从事阴谋活动，尤其表现了可耻的两面手法，用伪善的面貌掩饰着直接的干涉。维新派一开始就暴露了它的软弱性，幻想实现资本主义的改革，可以得到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结果不可避免地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它们执行侵略政策的工具。林树惠指出，维新派被英国传教士钻了空子，使之得以施展其侵略政策。徐绪典说，变法运动日益高涨时，英、美、日帝国主义都想乘机活动，拉拢维新派，加强自己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维新派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虽有一定认识，但对外态度是十分软弱和妥协的，其中某些人甚至想以出卖领土及其他权益作交换条件，去取得外国的支持，还打算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来对抗其他帝国主义。六十年代，罗明认为，维新派虽然意识到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对于中国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但是思想上存在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一是看不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误以为是中国本身的落后招来了外国的侵凌；二是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一概看作是能够刺激中国发奋图强的一剂药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