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

历史的记忆

作者:资中筠

　　北约对巴尔干的持续轰炸是一次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充分表演，特别是我国驻南使馆被炸更引起了我国人民强烈愤慨和谴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喉舌”传媒所发出的信息和论调，还有不知哪里忽然冒出来的一些“战略家”占据舆论要津，头头是道的“分析”，给人的感觉似乎又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新清算自开放改革以来的至少是外交路线。由于涉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势必也涉及国内建设的路线。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担忧。

　　冷静地、理性地思考，实际上世界局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的问题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利益、需求、力量对比等等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为什么竟会发生如此大的震动，好像对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对世界形势的看法都要“重新认识”呢？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十三亿人民的长远福祉究竟何在？

　　一、战争与和平：这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政策的出发点。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一向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不是局部战争）就不可避免”为理论基础。因此有“深挖洞、广积粮”，“大三线、小三线”，“全民皆兵”等等一系列口号和政策。而且，总认为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先是“帝”，后是“修”，挺身而出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结果几乎与世界所有强国富国为敌，也没有拯救多少弱国穷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和时间，自己却濒于经济崩溃。好不容易到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和一批高层有识之士经过深思熟虑，排除阻力，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改革开放的路线才得以推行。因为“开放”的实质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包括与之相联系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实际上毛泽东主席乒乓外交的战略决策已经打下基础。如果认为对方不可避免地要发动世界大战，而且主要是以我为对象，如何能够开门揖盗？那正是闭关锁国的依据。

　　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非自今日始，特别是干涉别国内政是它的外交常规，当初我国领导人在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时并未忽视这一事实，自从与美国建交以来对它这方面的批评和斗争也从未断过。但是霸权主义不一定等于战争，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还是两回事，引起局部战争的动因也不一定是帝国主义（例如两伊战争）。美国并没有变，是我国宣传的调子经常变化。所谓美国的炸弹使我们“清醒”之说，如果指的是美国国际行为的霸权主义，难道原来我国的外交决策和实践就是建立在糊涂的基础上？要么是出此论者自己原来不清醒？如果又回到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说，如有的文章说现在只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间歇，而且历史把中国推到下次大战的最前线，那么这种论调不但依据不足，而且十分危险。以在战场上吸引火力，高呼“向我开炮！”的“英雄”姿态用之于国家民族的安危，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所幸对决策尚未产生影响，否则适足以祸国殃民。但是这种论调连篇累牍地在本该是“喉舌”的传媒上宣扬，对国内外舆论都起误导作用。

　　二、霸权与民主：美国和西欧各国对内实行民主和对外行强权政治是客观事实，一贯如此 ，可以并行不悖。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道德标准。国人的逻辑往往是：行民主者应该是“好人”，好人就不该欺侮别人，如果竟然欺侮别人，就说明你不是好人，那么民主也是假的。其实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精髓就是权力的制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人或寡头专制。其保证是一整套法制程序、游戏规则，外加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不论在实践中有多少缺陷和“异化”，至今还在起作用，没有人能超越于这套规则之上。但是在国际上尚无这样有约束力的机制。强权政治还在起主要作用，尽管二战后有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规则，小国的发言权也大大增加，但是对霸权的约束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靠力量均势。冷战结束后，很明显，对美国外部的制约力量削弱，内部又由于武器先进可以避免人员伤亡，从而大大减少了本国人民的制约（如越战），使美国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野心和可能都有所增长。最近的事态更加证明“多极化”只是一种愿望和离现实尚远的目标。但是必须把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国内的民主制度分开。不能据此反证其在国内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甚至进而认为“民主”、“自由”从根本上就不可取。毋宁说正好相反，欧美国家之发达和强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得力于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才使它有条件在国际上称霸。他们不平等对待弱小国家，但其本国人民至少相对来说比任何其他制度国家的人民都享有更平等的权利。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而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对于“老师为什么老是打学生”这个问题应该换一个思路：他有什么本事，有什么秘诀能老占上风？我能否学到手？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侮吗？如果前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不深奥，从晚清到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不乏有识之士对此作出过精辟论析，但是民主的呼声总是为民族主义所淹没，或者说反民主的力量总能利用国人本能的、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行为正好提供机会和动因，客观上互相配合，吃亏的是中国人自己，被牺牲的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今天好像又走进了这一怪圈，从有些论调看，似乎一些原来反对开放改革的力量和言论乘机都冒了出来，实际上又是一次不点名的“批邓”，或者断章取义利用邓的某些话反对其根本的路线和方向。不仅如此，似乎一百年前放眼看世界的先知者早已“启蒙”的，现在又恢复“蒙昧”，他们都已扬弃的，现在又拣了回来。

　　三、军事、经济和智力：这次北约利用其先进武器对难以有还手之力的南斯拉夫的持续轰炸给人以深刻印象，说明军事力量在国际斗争中还是最后的依靠。这点没有疑问。所以美国对于保持其军力和尖端技术遥遥领先的地位才那么重视和敏感，所谓“中国核间谍案”之喧嚣除政治原因外，正代表了这种心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西方之军事力量无不建立在雄厚发达的经济力量的基础上，因为这关系到更加根本的民心问题，决不是牺牲黄油要大炮（如前苏联）。今后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较量经济因素的分量日益重要，而经济力量靠的是智力，和人尽其才的机制。“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是大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也不会因为科索沃一仗而改变。因此从长远和实质上讲，二十一世纪的争夺还是智力和人才之争。美国最大的优势仍在于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事实上它的尖端技术实验室华人比例极大，据说有一年的物理学会年会上百分之九十的代表是黑头发，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华裔，可能并不夸大。所以它在大搞所谓“间谍案”的同时又急忙安抚华人，国会通过决议、政府各级官员不断发表讲话，就是因为华人对它的高科技贡献太大，实际上是离不开的。这一批智力资源即使有百分之一能在国内发挥作用，我国的发展速度将不可以道里计。何况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失。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为例，不知有没有做过统计，近二十年的毕业生有多少留在国外，人在国内的有多少是在为外企工作，再剩下的又有多少真在用其所长，作出应有的贡献？这里的关键是营造一种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而不是单纯鼓励回国。良好的环境涉及一系列的机制、政治改革和观念的更新，也不仅是对个别人个别项目慷慨拨款能解决问题的。一句话，只有加速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扭转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人才流向。一百多年前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列强的优势决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现在忽然武器决定论又冒了出来。有人竟公开说只有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军事现代化当然是题中之义。第一，现代的军事不再以人力取胜而是以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美国这种国家的高额军事开支一方面是其称霸世界的需要，一方面与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争夺有关，为此需要制造各种“威胁论”，各部门争相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并且反映到国会各派的辩论中。因此其军费浪费的成分相当大，也就是超过其为确立霸权的实际需要。它能浪费得起，我们浪费不起。果真如有些报刊文章所鼓吹那样，一个炸弹事件就要促使我国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放慢已经滞后的政治改革，而且牺牲尚未兑现的“科教兴国”，把有限的资源去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那将是自杀的行为，至少是杀鸡取卵。苏联的教训是前车之鉴。当然这并不是国策，但是这类“精英舆论”所造成的压力却也不可小看。

　　四、主权与人权：美国的外交思想中从来不大承认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其干涉范围随实力的增长而扩大。即使在十九世纪初的“门罗主义”时期，已经视拉美为其势力范围，不许欧洲国家染指，而自己则有权干涉。二战后，无论是冷战中还是冷战后，美国更加明确地以推行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为干涉的依据。对于美国以人权的名义任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应该进行抵制和斗争，并揭露其对不同国家的多重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承认“人权”有其普遍的原则，这一观念虽源于欧洲，却非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前赴后继的革命中当然包括争平等的人权的目的，其中既有反对本国专制政权的压迫，也有反对洋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与中国人不平等的特权。自从联合国有了《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就不再是纯属一国范围之事，所以对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才能有国际社会长期的制裁。因此，认为只要是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发生的任何惨无人道的暴行，他国均不得干涉，作为原则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将越来越如此。只不过严重到什么程度，属于什么性质，以何种手段进行干涉，需要国际社会慎重讨论，得出共识，不能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更不能轻易动用武力。果真今天再出现希特勒大规模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屠杀那样的事，而还没有发动对外的侵略战争，我们恐怕不能以纯属内政为由反对国际干涉。当年保卫西班牙民主政权，苏联以及国际进步人士都参加了战斗，而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干涉主义导致佛朗哥政权稳固，是受到谴责的。又如类似印尼发生的对华人的暴行，如果是更大规模的、长期持续的，并且明显受到政府支持，以把华人赶出印尼为目的，造成大批难民流到我国（这是假设的场景，所幸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们大约会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主权过时论”固然不能接受，但也应该看到在今天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也是逆潮流而行，难以作为普遍的原则“占住理”的。主权之重要在于保护本国人民的集体人权不受外力伤害。假如代表主权的政府是专事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呢？从孙中山到共产党，在进行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中不是都以争取人民的权利为口号，不是都强调国际支援的重要性吗？如果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那就等于否认世界上还存在压迫，否认受本国反动政府压迫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或者说，这种革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得到国际的同情和支援。这是从以倡导世界革命为己任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鼓吹维持现状了。

　　所以，对科索沃问题文章做在人道主义上比“主权”更有说服力。因此北约的持续轰炸所造成的对人的伤害和造成的无穷的后患，远比它宣称要反对的更加不人道。另一方面，南联盟的种族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塞族恃强欺人应负主要责任也是事实，只是其性质和规模不能与希特勒灭犹相提并论。我们的立场应是反对将复杂的民族矛盾任意扩大无限上纲，并偏袒一方，特别反对殃及无辜平民的狂轰滥炸。总之对于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应多研究一些历史案例，作出有说服力的论断。搞政治、搞外交，也许可以实用主义，一个时期强调某一方面，理论工作却必须考虑到长远的普遍的适用性。何况，今天在国际上，即使是强权也必须找理论上的借口，不能再像十九世纪的殖民帝国那样以赤裸裸的种族优越论为依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开始决定对科索沃武力干涉时所采取的“理由”是得到国内外多数舆论认可的，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的情况可以看出。只是在其恶果日益明显时，批评的意见才渐渐多起来。从长远看，占住理还是重要的。

　　今天，由于北约惨无人道的轰炸，南斯拉夫是受害者，我们似乎难以公开批评米洛舍维奇，但是对于他原来的所作所为应该心中有数。决不能把自己放在与他同仇敌忾的地位上。我们有少数民族问题，也有西方不断干涉的西藏问题等等，但是我们的民族矛盾情况与巴尔干是非常不同的，我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可能有过错误，但从未采取过那种有计划的“种族清洗”政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都应与之划清界限，而不能认同。对于他国的种族冲突我们应坚守中立，而现在的舆论完全偏袒塞族。国际舆论认为我们是兔死狐悲，对此说法决不能默认。再说，巴尔干问题本是欧洲问题，斗争和妥协都是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我们是外人，既无实际利害关系，也无能为力。俄罗斯在传统上就是外交强手，从沙俄到斯大林到目前哪怕是处于困境的现政府，在外交上都是十分老练、高明、而又现实，进退有据，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现实可能与西方周旋，我们是被撇在一边的，大可不必自作多情。

　　五、毋庸讳言，我们与美国将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第一，实力悬殊不可以道里计（这是全面的，迄今还看不到差距缩小的趋势）；第二，双方互有需求，但是需求的程度显然是不平衡的；第三，尽管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在国际上常遭到批评，但是相比之下，它并不孤立。原因之一是它的霸权包括“顺我者昌”和“逆我者亡”两个方面，而老帝国主义和前苏联不愿做或做不到前者。冷战时期的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以及扶植日本的政策等等都做到了“顺我者昌”，东亚“四小虎”中起码台湾和南韩与它的扶植直接有关。它做不到“逆我者亡”，却能使“逆我者”衰，或者至少增加发展的困难。第二是它的对立面并不都是无辜的、正义的代表，不像过去的南越解放阵线那样得到国际同情；另外，更重要的是，它高举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不论自己在实践中如何多重标准，如何为其霸权服务，甚至伪善，就其核心思想而言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潮流，不仅是在道义上而且是在实践上。这次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痛定思痛，并不是更加强调“亚洲价值观”，而是相反，进一步认识到统治者利用这一口号反对民主，保护腐化的实质，因而客观上在观念上更向西方靠拢。六十年代，我国高举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帜，不论在实际政策上有多少错误，这一口号确实代表当时的进步潮流，至少在道义上站得住。今天，世界各国的主要需求是发展经济和民主改革，并且跟上全球化的潮流。我国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时仍需要反对美国的霸道行径，但是作为一项总的口号，不可能建立反美或反霸“统一战线”，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不论我们认为多么没有道理，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更害怕“中国威胁”，而宁愿谋求美国的“保护”。

　　我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取得了空前速度的发展，举世瞩目，百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足以使我们自豪，更应珍惜改革的成果。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积累的问题已经成堆，今后将步入改革以来最艰难的阶段。国际环境对我国并不利，“得道”不一定多助，而“失道”则肯定孤立，甚至带来危险。中国正处于过渡阶段，“崛起”的趋势足以引起他国警惕，视为威胁；而实际力量又不足以确立使国际作为既成事实来承认的强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切实体会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的智慧和深远用意。实际上，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不争气，是国内弥漫性的腐化和种种严重的弊端，当务之急的是切实加强内功，兴利除弊。即邓小平所说“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尤其是艰苦的任务。决不能承认烧领馆、砸使馆的行动是爱国义愤，所谓“民气可用”。一个世纪以前，还有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这样有胆有识，敢以死谏之士，在国家危难之际坚决反对围攻外国使馆，而被进退失据的慈禧太后杀头。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的高潮中，周恩来总理曾挺身而出，正面批评了火烧英代办处的事件，并对当时在狂热中的红卫兵耐心进行解释教育。谁能说这些前辈的爱国立场不坚定？将要跨进二十一世纪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如果再一味鼓励以廉价的空洞口号代替脚踏实地的点滴工作，以排外的民族情绪的发泄来代替切实的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自重自强，以虚骄的姿态掩盖骨子里的崇洋，甚至培养两面派和机会主义者，听任民族劣根性驱赶民族优良传统，野蛮淹没文明，我们的民族将要退化，这是怪不得任何外人的。

　　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率多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做梦都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但是又见证了太多的内耗和时机的丧失。现在外部世界一日千里，我们再经不起在那个怪圈中循环了。
历史风云网注：此文被收入《书屋》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