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惹恼了谁？

孙文雅

对咸丰年间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门设站”，“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匪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

当“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指着六君子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之书，跑出来祸乱人心”，一些看热闹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杀快杀，别磨磨蹭蹭１自从六君子被逮捕审判，许多此前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京官噤若寒蝉，多所避忌，就连他们的亲友故旧也深恐株连自己，吓得多日闭门不出。

孙文雅

对咸丰年间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门设站”，“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匪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

当“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指着六君子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之书，跑出来祸乱人心”，一些看热闹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杀快杀，别磨磨蹭蹭１自从六君子被逮捕审判，许多此前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京官噤若寒蝉，多所避忌，就连他们的亲友故旧也深恐株连自己，吓得多日闭门不出。

1214宁彤

但我们来反观李鸿章一系列活动，如在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活动中，他出力甚多。百日维新中，裁撤冗衙一事阻力很大，李鸿章时在总理衙门，他引经据典，制定了并裁的方案，使之得以实行。虽然被康有为拒绝加入其维新派阵营，但李鸿章对康有为等人的作为还颇为赞许，据时人记载：“（李鸿章）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之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
　　即使在戊戌政变后，李鸿章仍直言“捕新党之谬”，当西太后说有人告他是新党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新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获罪的徐致靖，安排张元济到上海落脚。虽然这是后话。不能不说变法的失败，康有为是难辞其咎的。

1214宁彤

我们研读历史，常常会被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所误导，把戊戌变法的失败简单的归结于“帝”、“后”之间的斗争，而忽略了这场变法中的领导者和主持者的先天不足。更忽略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环境里，继承与发展这个应该拿捏好的分寸。如果我们能认真吸取这场变法的教训，这或许也为当今改革提供一点借鉴，在维护改革的问题上，渐进的改革成本才是最低的。所以谭嗣同（字，复生）死后，有人撰挽联“复生不再复生；有为难以有为”！的确，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不再有为，而是走上了一条保皇的不归路，而最终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跘脚石！

1214宁彤

1895 年 8 月在康有为的鼓动下，由帝党官僚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推动维新变法。李鸿章对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表示赞赏，“自愿捐金二千入会”。11 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李鸿章又捐金 1 千。当然，李鸿章对强学会也是有所不满的。首先，北京强学会在陈炽的倡议下，把李鸿章拒之于门外。陈炽此举，显然是由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主和误国，“虽身存而名已丧”的结果。李鸿章因公开遭到排斥而深感屈辱和恼怒，所以曾与闻北京强学会事的吴樵说他“已含怒矣”。其次，强学会主要是由帝党、维新派和张之洞系洋务派组成的，“主之者内有常熟（按指翁同龢），外有南皮（按指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李鸿章感到自己的政敌、甲午战争中主战的帝党和张之洞系洋务派在强学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相与讲求中外掌故”，免不了要谈到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和自己的责任，对自己显然是弊多利少的。不过，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不满，并未导致破坏强学会的行动。但守旧派却因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声势愈大，而憎恨不已。1896 年 1 月御史杨崇伊上奏弹劾强学会，要求严禁。慈禧借此强迫光绪下令封闭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也随即被张之洞封禁

1214宁彤

曹孟其在《说林》中也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

荣相既被命为直隶总督谒帝请训，适康有为奉旨召见， 因问何辞妻对，有为第曰：“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荣相唯唯，循序伏舞，因问皇上视康有为何如人？帝叹息以为能也。已而荣相赴颐和园谒皇太后，时李文忠放居贤良祠，谢皇太后赏食物，同被叫人。荣相奏康有为乱法非制，皇上如过听，必害大事奈何？又顾文忠，谓鸿章多历事故，宜为皇太后言之。文忠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荣相即退出。康君告人，荣禄老辣，我非其敌也。

荣禄对于康有为，既与刚毅合谋压抑于前，又想串通李鸿章谄害于后。李鸿章不仅把荣禄两次阴谋密告康有为，使之认识到“荣禄老辣”的本质；而且没有与荣禄沆瀣一气，只是以叩头“称皇太后圣明”来搪塞荣禄的威逼。李鸿章的同情显然是在康有为一边。

在百日维新期间，李鸿章没有公开单独地上疏表示政见、臧否人物，但在与阴僚密谈和通信当中，或随同总署和内阁集体议复事件时，对戊戌维新及其弃旧图新的措施，大都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他在分别写给驻俄公使杨儒、署湖南藩台陈伯平的信中，欣慰地说：“朝廷有意更新”，“薄海争传新政”，为了使中国从贫弱而致富强，“惟在亟图变计而已”。他对戊戌维新虽持赞赏态度，但并未或极少直接参予实际活动。

李鸿章支持“整军经武”。当时光绪把练兵作为“大政”，颇得洋务派的共鸣。李鸿章认为“整军经武为国家根本至计”，可以防止“敌国外患”。

李鸿章支持振兴农工商业。当时光绪主张“训农通商”，振兴农工商业。李鸿章深以为然，直到 1899 年他还致函李兰舟重申此意：“农工商各政，原属当务之急，富民之计，此为本根，振兴之权必操自上，设学堂以培植人材，开会馆以齐一条理，皆激励裁成之所系，不能视为缓图。”他特别注意开采矿藏问题。他写信给有关人士，表示支持当时某些“中外条陈”的意见，认为“目前致富之策，自以开矿为先”。他鉴于四川总督鹿传霖力阻宋育仁“挟洋师机器”回籍用西法开矿而感慨系之：“使中国多明矿学之人，何至如此！”似乎可以说，在李鸿章振兴农工商业的思想里，所谓“用西法”云云，并未超越洋务派的传统主张，而惟独在抨击守旧派阻碍民间投资方面才具有某些新意。这表明李鸿章认识到鼓励私人投资新式工商业的重要性，有意对民族资本开放绿灯。

李鸿章支持废八股、兴学堂。早在 1896 年李鸿章就曾对其亲信表露过心迹说：“取士之法，亟应变通”，“今惟有尽罢各省提学之官，辍春秋两试，裁并天下之书院，悉改为学堂，分门分年以课其功，学成即授以官，而暂停他途之入仕者，庶二十年间，风气变而人才出。”这显然是一种反对拆衷调和，要求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的合理主张，可惜李鸿章却不敢公开提出并付诸实施。后经维新派的斗争，光绪终于下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据李鸿章的侄婿孙宝諠追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

1214宁彤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而“所有各衙门一切事宜，当并归内阁六部分办，著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即行分别妥速筹议”具奏。诏书既下，礼兵刑工各部观望吏户二部，而管理吏部大臣徐桐、户部尚书敬信却持反对态度。李鸿章则遵旨会同其他内阁大学土上了一折一片。他们既承议“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又以防止“冒昧从事，致滋贻误”为由，力主采取“庶名虽改而实犹存”的方针。他们根据典要，以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内阁，太仆并兵部，大理并刑部，光禄、鸿胪并礼部；并建议将“所有裁汰之应升应转各员，应由吏部查明，照例题奏，听候录用。其各项属员，亦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光绪从之，下诏准行。这类改革尽管如此温和，但是仍然遭到守旧派的坚决抵制。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1214宁彤

戊戌政变后，作为维新派首领的康有为、梁启超就对李鸿章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作出了公允的评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所谓“稍稍和之”云云，用词贴切，符合实际。
康有为致函李鸿章说：“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听，荣禄相攻，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志”。李鸿章的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新，而不利于守旧，是值得称道的。

1214宁彤

变法期间，张之洞被推崇为能挽回天下大局之“朝廷柱石”。康有为与“强学会”诸人，对其深怀厚望。张之洞此时态度无疑是比较暧昧的，一方面他无疑也清楚此时的清朝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的腐败陈旧，的确需要引入改革，而且这次变法还得到年轻皇帝的支持；一方面，张之洞也同样清楚朝廷中真正说上话的人是以慈禧为主的后党，他们是反对变法的。在这两派力量中的比较中，张之洞一时无法判断哪种力量最终可以胜出，他此时的态度必须是谨慎以及小心的。  
　　　　  
　　张之洞此时，虽然列名入“强学会”,但他冷静分析形势，决定对以康有为为主“强学会”，做两件事情：一是招呼上海、南京等地当局承认“强学会”地位的合法性；二是张之洞暗中从经济上支持该学会，让其可以经办自己的报纸《强学报》，和《中外公报》等报纸。当然，张之洞还暗中安排自己的亲信包括自己的门人杨旭，保持与康有为的接触，明为帮，暗为监督，注意他们的动向。  
　　　　  
　　到了1895年秋天，张之洞觉察出康有为等人行为中的幼稚，判断其终不能成大事，同时了解到对变法不满的后党之反攻形势。他做出了决定：撤回了他对上海分会的财政支持，而且封闭了报纸。同时，由张之洞撰写《强学篇》一文，张之洞做出重要的决定，将其改名为《劝学篇》：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彻底与“强学会”划清界限，迅速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  

1214李洵

刚刚网上找了下
首先是废八股兴学堂。这是维新派的一贯主张，势在必行。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步骤，全面推开，触及面广，结果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个大的反对面。以致当梁启超联合百余人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时候，引起士子的强烈仇视和抵制，他们遍播谣言，梁也几乎因此而被殴击。”这一点，张之洞倒是看得清楚，他曾对梁启超说他不愿上折请废八股，是因为“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这一方面说明张之洞圆滑，另一方面说明当时阻力之大。废八股无异于使读书人失业，直接损害了当时找不到其他出路得知识分子的利益。此外，由于经费难筹，维新派建议改祠庙为学校，7月10日光绪下诏：“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然而却立即遭到僧人们的反对。北京及各省的三大寺的僧人抵触情绪最大，他们纷纷贿赂权贵，与内部的反动势力勾结，散播假消息使慈禧认为光绪已经信奉西方宗教”，矛头直指光绪，可见宗教界的阻力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