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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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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8 04:38: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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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育之

  (一)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

  

》。

  说“偷得”,因为这原是别人文章的题目,虽然只是作为副题,终归是“版权所有”吧。

》,据说发行达几千万册,其中就有一篇,题为:

》。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因为它的确构思巧妙。现在看来,如果把批《二月提纲》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那么,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场锣鼓吗?当然,那篇批判文章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场了的,它以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好戏连台呢。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份“贡献”。

  我也感到“有趣”,批判者所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呢?

  恰好,我同这两个提纲的起草过程,都有一点接触,所以我可以确切地说出谁是这两个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

  《二月提纲》的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就两个人,是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这是在《五一六通知》和作为通知附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明了的。这三个人,或死(姚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迫自杀,直接的原因是在中宣部的批判大会上,并非中宣部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跑来发言,说姚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第二天人们得知,姚于会后的当晚悬梁),或囚(彭到一九七五年才出来,放逐到陕西,许也才出来,在北京,没有工作)。他们与《汇报提纲》,能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

  《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或者还应该加上李昌。耀邦和李昌,是刚派到中国科学院去的党的小组成员,是提出《汇报提纲》的负责人;乔木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是主持修改《汇报提纲》的负责人。执笔者多一些,是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人,包括吴明瑜,还有被政治研究室找去参加修改的几个人,包括甘子玉和我,以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三位主持者,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执笔者中,也都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除了我。

  那么,莫非就是指的我?

  我不配。无论从职务讲,还是从作用讲,我都够不上炮制者这个格。而且,就算抬举我为炮制者,主持者还缺位,一个人也不能叫“有些人”。

  我猜,批判者想指的、想揪的,是吴冷西和胡绳。吴和胡对《二月提纲》是有贡献的,不管这贡献二字打上引号还是不打引号。吴是提出《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中确定设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他们都参加了产生《二月提纲》的那次五人小组扩大会和五人小组关于《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虽然《通知》和《大事记》最初曾经曲意开脱,说提纲是“背着”康生和吴冷西“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由于这个开脱,康生成了抵制和批判《二月提纲》的“英雄”,而吴冷西呢,却未能脱身,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很快被陈伯达的工作组揪出,打倒,挨了批判。从当时的小报上看到,吴挨批的诸多事项中,有一项就是他在《二月提纲》中的“贡献”。

  但是,吴冷西和胡绳并没有参加《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修改。他们这时已经恢复工作,是以胡乔木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研究室还有几个成员: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这七位成员分为两摊,都由胡乔木主持。一摊子管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有于光远和邓力群,他们参加过修改《汇报提纲》的讨论,但没有执笔,也没有主持,是胡乔木主持,并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和负责定稿。另一摊子叫“毛选材料组”,负责整理毛选第五卷文稿,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提纲》的修改。把吴冷西和胡绳两位说成是《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不过是“四人帮”大批判文章的罗织伎俩而已。

  我这不够格的,却的确接触过跨“文化大革命”两头的这两个提纲的准备。作为当事人,写一点回忆,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具体史实的资料和对当时气氛的描写。

和东湖之行》。

  

  (二)提纲的准备:七个“攻左庇右”材料的头一个

  

  在《忆周扬》一文中已经讲到,周扬住院割治肺癌后,在中宣部内许立群于一九六六年一月接手管学术批判的事。据我的观察,许原来并没有要起草一个指导整个学术批判的文件的意图。只是遇到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难以处理,就一件又一件向五人小组汇报,请示。

  在《忆周扬》中我讲了六个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都是仅凭记忆写的。记忆里保留了我所知道的整理这些材料的缘由和背景,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思考,这是从档案材料中看不到的。但是,记忆中总会遗忘一些东西,错乱一些联系,难保完全和准确。根据随《五一六通知》下发的《大事记》:“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我怎么回忆,也只记起六个,如果这就是七个中的六个,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于一月十七日下午召开的,《人民日报》的王辑、《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杂志的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的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六个报刊负责人参加,各自讲了情况,提了问题,许立群最后作了归纳和总结。会后许要林涧青和我当晚整理一份简报,林说,这好办,就按你最后讲的整理出来就行了。

  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首先表态:大家讨论了如何执行主席指出的要击中《海瑞罢官》中关于“罢官”这个要害问题。就是说,前提是执行,是“跟”(虽然后来被批判为“抗”)。反映的问题是: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

  这是许立群真正犯难之所在。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这样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出翦伯赞;对翦、吴的“历史主义”的批评又会牵涉到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会联系到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十五贯》就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曲)”的美谈中的那一出戏)。

  这也是许立群犯难的问题之一。

  还有《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都提出是否参与和怎样参与这个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座谈会上的反映,而是这些报纸向中宣部请示过、中宜部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

  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北京日报》反映,许多工人和干部说,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文科师生现在已经下乡或正在讨论下乡,看的人也少。《人民日报》反映许多干部只看文章题目。

  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反映,现在质量高的文章不多,接不上。《前线》最近没有再发批判文章的打算,准备将来转载结论性文章或者自己再准备一篇文章。

  这个简报经过许立群仔细修改,是以六个报刊反映的形式,向五人小组提出他自己想要请示的问题。如果要说酝酿和准备,这份简报可以说就是后来的《二月提纲》的第一个准备材料。

  这个材料一月十八日送上去,没有回音。

  

  (三)提纲的准备:许立群与张春桥的春节通话

  

  “七个材料”的第二个,也是我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的。那是一月二十六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中宣部组织的批《海瑞罢官》文章和邓拓用向阳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这封信是许自己写的,我记不起来是自然的。但是,上海方面提出戚本禹的书的问题这件事,我是知道的,许立群告诉过我,并且要我去查一查戚这本书。《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丛书中戚写的这一本叫《孙承宗》,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我找来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上海方面把这本书提出来是什么意思。许立群把戚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

  “七个材料”的第三个,是《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一篇讲道德论的(关锋送中宣部林涧青的)。方求文章,许立群认为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多,发表出去影响大,要请示。方求这篇是我自己摘录的,另三篇,是分头摘录的。我在《忆周扬》中把这合在一起的一个材料,记成分别两个材料了。

  许为送这个材料,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真、定一、康生、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

  

  (四)提纲的准备:关于郭沫若的辞职信

  

  “七个材料”的第四个,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许立群写给彭、陆、康、吴的。

  一月二十九日,许把林涧青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长,中宣部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他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北京六报刊座谈简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示,现在郭老的信,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和紧急。

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这几个材料,我在《忆周扬》中都记得不差,只是对《海瑞上疏》等材料的回忆,说它是要说明“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得批判”,不确切。确切地说,这个材料的潜台词是: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还有,关于演员检讨的材料,《忆周扬》中只提到谭元寿,其实还讲到马连良,并且讲到都是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的。

  后面三个材料是一月三十一日送上去的,是同前面已经送去未得答复的四个材料汇总在一起送上去的,所以成为“七个材料”。

  

  (五)提纲的雏形: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长信

  汇总为七个材料上送彭真的时候,许立群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从总体上对七个材料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同志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象;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一九六二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一九五九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一九五九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查自己参加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此信写于一月三十一日,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我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六)“不传达”:五人小组会和中央常委会

  

  彭真于二月一日,把许立群这封信送给主席、刘、周、邓、陆、康、冷西阅(附材料七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说: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五日,毛主席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当时,许立群只是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我:这下子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

  这就是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使我们焦虑不安、请示又得不到答复的一系列问题,五人小组要讨论,作出答复了。

  三日晚上,许告诉林涧青和我,五人小组会开过了,内容现在不传达,还要向中央常委汇报。

  “不传达”,使我感到有点不解,我当然很想知道五人小组对那些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因为对于会有怎样的答复,我一直捉摸不定,我看许原来也是一样。现在他知道底数了,却“不传达”!是不是还有捉摸不定的因素?是不是还不那么心中有底?我只能猜测,没有追问,也不便追问。

  六日,许告诉林,在中央常委汇报过了,内容还是不传达,还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武汉,八日要到武汉去。许还通过林告诉我,要我准备一下,带点材料,随他一起去,说到那里也许还要我帮助他整理一些材料。

  

  (七)东湖之行:向毛主席汇报

  

  八日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陆、康、吴、许、胡之外,还有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以及别的几位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随行人员。还不知道毛主席听汇报定在哪一天,许立群要我想想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飞机在武汉机场一降落,王任重来接,并且叫他们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逄先知和我这些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才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说,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把这两句话删了,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

  

  (八)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

  

  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

  逛过旧书店,转过珞珈山。湖北的同志,还请陆定一又去看了一次八七会议的旧址。陆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还有些争议,还有些情况不清楚,要陆再去看看。我们一些人也跟着去了。陆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漫谈的话题,有这么两件,是我至今记得的。

  干件是一首误传的毛主席诗词。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大书小识》专栏文章《传抄诗稿种种》中,记下了这件事,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六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的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二月八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一首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这向毛泽东提问的“有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在东湖之旁散步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起的。

  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五十年代初,曾想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青年到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室工作,大约是因为看到我在报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打算调我去。一查问,知道我在中宣部,但患慢性肾炎,腿脸浮肿,饮食忌盐,就作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带了(或者找来了)一部《缀白裘》,还翻出了《高祖还乡》这套散曲。说,要说骂皇帝,这才真是骂皇帝!

  这套散曲,作者叫睢景臣。从一个与刘邦过去有过瓜葛的乡民眼中,看那“威加海内兮还故乡”的“汉高祖”,可谓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先是描绘那风光的场面,继而描绘那人物的威仪。然后,急转直下:

  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

  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那时批《海瑞罢官》已发展到关锋、戚本禹文章的批一“骂”一“罢”,一“罢”是指《海瑞罢官》,一“骂”是指吴晗在那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刘勉之的《海瑞骂皇帝》。许立群一直为是否同意发表他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在政治分寸的把握上发愁。田家英说《高祖还乡》才真是骂皇帝,似乎对于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不甚以为意。

  这恐怕是我们的漫谈中,唯一多少涉及批判《海瑞罢官》的地方。

  

  (九)东湖之行:整理毛泽东文稿

  

  说休息,说闲聊,其实在武汉这几天,这些人也没有闲得住,大家花了不少时间来集体整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

  整理毛泽东文稿这样的事,在田家英、胡绳、许立群他们那里,是“司空见惯浑常事”,在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

  我们那时候知道,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之后不很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编出了一个待审的本子,但是毛泽东自己不同意出。他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之后,再来编定他在建国以后的著作的选集。后来,经不住人们的一再建议,他同意先把若干篇最重要的著作,一篇一篇在党内较大范围印发。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五年年底发下来的党内文件《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一九五六年的这篇讲话,当时有一个整理稿,在党内较小范围印发过。一九六五年年底,刘少奇建议把它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十二月十八日写了以下的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人中央批语中。”不久,这篇讲话,加上中央批语,就在党内印发了。

  在武汉,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凑巧也就是五人小组扩大会讨论和产生《二月提纲》的那一天),毛泽东把他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王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二月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二月六日(也就是五人小组向中央常委汇报的后一天、向毛泽东汇报的前两天),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就地在武汉,找康生、定一,还有王任重、田家英、吴、胡、许,一起来做这“修改一遍”的工作。逄先知过去常跟田一起参加这样的工作,我则是顺便被吸收参加的。(现在想来,田家英并不是五人小组扩大会的参加者,他同机来武汉,也许就与整理毛主席文稿有关。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就是田家英整理的。当时,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大满意。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毛在田送来的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两天后,毛又在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

  彭真主持会。大家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不好办理,认为像这样的文件,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读边议边改,主要是文字,也涉及内容。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议和改,很新鲜,也很积极。(未完待续)
历史风云网注:此文被收入《百年潮》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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