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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 早春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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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8 03:46: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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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 晨

  在一次文学史研讨会上,有些专家、教授描述1949年以后的文学状况是早春天气,作家有解放感,翻身感,胜利感。我觉得这个说法值得斟酌。我谈了一些肤浅的意见,这里暂且不表。现在想起一些当时作家的创作状况,很耐人寻味。

  1953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篇文艺方面的文章,编者按语认为,经过整风,深入生活等等以后,“文艺创作落后的情况仍然是严重的”。吴祖光在文章中为自己算了一笔账,说他在过去十二年中写过九个多幕剧,一个独幕剧,创作、改编了六个电影剧本,十个散文集,都得到了发表、演出和出版。1949年后的三年,“我几乎停止了创作,只改编并导演了一个电影片《红旗歌》,编写了一个评剧本《牛郎织女》,再写了一些短文。”他还说,“在旧中国的黑暗年代,在创作生活里我没有感到过题材的枯窘,相反,常常是在写作某一个作品时便酝酿或完成了下一个作品的主题了……解放后,我的创作源泉好像突然堵塞了,原因没有别的,那自然就是学习不够,没有生活,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太低;目光如豆,不但看不到现实的前面,即使现实生活里的矛盾也看不出来。”他还谈到老舍情况较好,但是,“也有写成了而被否定的剧本,一改再改以至十几次修改而仍未定稿的剧本,这说明老舍先生的创作也是有很多困难的。”(《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

  1957年,老舍针对这段话,说吴祖光是因为“敌视这个社会”,所以作品“一个也没写”。

  那么,再看看不断在发表指导性意见的,有数十年创作经验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的情况。他也在写小说,写电影剧本,但都没有成功,或者没有完成,或者即使写了,也没有信心而无法公诸于世。但他仍然渴望写作。1955年1月,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给予一段时间的创作假,因为当时他正任文化部长。1949年前,他的写作是汩汩流泻,积成浩如烟海的作品。现在呢,他说,“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这是由于自己文思迟钝,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低,不敢妄动,但一小部分也由于事杂,不善于挤时间,并且以‘事杂’来自解嘲。……每当开会,我这个自己没有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实在既惭愧且又痛苦……年来工作余暇,也常常以此为念。”他请求给假以后,先整理写成大纲,“先拿出来请领导上审查。如果可用,那时再请给假,以便专心写作。”(《茅盾书信集》401--402页)

  巴金后来也曾说到过师陀的情况。师陀是位有才华的作家。1949年后创作热情很高,但他写的长篇小说在报纸连载一段时间被腰斩了。后来又到农村体验生活,写了一篇小说《写信》,写得很生动,但是却遭到挑剔和批评,完全得不到鼓励和发表。这种情况在以前的写作生涯中是从来不曾遇到过的。从此;师陀几乎不曾写出什么有影响的作品,五十年代以后完全为读者所遗忘。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如朱光潜,因为有过在国民党受训,任职,撰文等等所谓历史问题,1949年曾受管制八个月。他自称“怯懦拘谨”,因此直到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没有读一部像样的美学书籍,或者是就美学里的某个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文艺报》1957年改版第1期)

  巴金的情况可能像老舍一样稍好些。他两次到朝鲜战地,努力写出一批通讯、散文和小说,但也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以外,他除了应付报刊写应景文章,几乎无法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理解去写作。比如他曾酝酿多年的《激流三部曲》的续篇《群》,始终碍于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框框,怕“犯错误”而没有下笔。1953年,他给友人信中不无遗憾地说:“我去年就只出了一本《木木》。那是一本很小的书……”其实把前几年出版的《巴金全集》查一下就知道。1949年前所写的著作超过十五卷,而1949~66的十七年中,加在一起也不到五卷,就可想而知。

  这种情况在一些老作家中是很普遍的。其实,这些老作家如吴祖光那时才三十多岁,正是才华横溢的时候。茅盾虽然年龄大些,但也不过五十多岁,正是艺术上炉火纯青的时候。可见不是因为体力精力不够或生活经验、思维能力受局限之故。主要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国统区,是被称为旧知识分子,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说得直截了当一些,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思想改造,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才能描写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歌颂新社会。这种主张早在二十年代苏联拉普派就曾竭力鼓吹过,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却广为宣扬推行。所以,第一次文代会是所谓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实际上,国统区作家后来在创作上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从上述那些言辞恳切和沉重的文章、信件和事例中,人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已经卓有成就,具有丰富艺术经验的老作家们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压力,却还不断自责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太低。

  曹禺在“文革”前一直受到上面的信任,没有遇到过冲击。所写的几个作品都是上面授意的。到1984年时,他与一位传记作者谈到自己的心情说:“解放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努力工作的。虽说组织上人了党,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实际上也是背着的,实在叫人抬不起头来,透不过气来,这个帽子压得人怎么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而创作呢?那时,也是心有顾虑哦!不只我,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深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可谓诛心之论。

  文学之盛衰,关键还在于是否出现大批优秀作品,以至传世的杰作。舍此,谈什么天气,什么感觉,都会让人感到缺少根据。不知我的这些陋见是不是贻笑大方。
历史风云网注:此文被收入《百年潮》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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