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漂流者

作者:郭世佑

　　

　　清末“新政”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就的。明火执仗的八国联军在劫掠京师人民的同时，也将子弹“像猫儿叫”一样从慈禧太后的梳妆台边飞过。慈禧太后还来不及打点行装，就拉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1901年1月，还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也开始下令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以1905年11月清朝派遣5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界，可将“新政”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练新军、兴实业、建学堂、派留学、废科举为主，后期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包括设立咨议局、资政院、推行地方自治，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做准备，即“预备立宪”时期。

　　平心而论，“新政”虽因清朝的寿终正寝而告中断，但在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改革是有成效的，在我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上是有其一席地位的。

　　慈禧太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准备放弃君主专制政体，打出“预备立宪”的旗号，并且为未来的君主立宪制也或多或少做了一些准备，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态度与力度也超过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

　　以往的论著多对清末“新政”之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作用避而不谈，只是胶执于清朝统治者旨在维护腐朽统治的改革目的，指责“新政”是“假维新”、“伪变法”，显然有失偏颇；近年的部分论著则以“矫枉过正”的姿态，痴情于清末“新政”的前景，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更属无根之论。

　　清朝统治者经过八国联军血洗京师的沉重打击，明显感到不变革是不行了，连一向刚愎自用的慈禧太后也对随从说：“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失，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不能说她连半点改革的诚意都没有。但问题在于，一场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其间，上下同心，慈禧在国人心目中却只是一个擅长玩宫廷权术的权力狂，她“但知权力，绝无政见”，只看重“利害切身”。再说，一个曾经双手沾满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鲜血和不惜挪用海军军费去供自己玩乐的最高统治者去主持改革，究竟会有多大的人格感召力与政治号召力?不仅反清志士的《革命协会章程》痛斥“狗屁的上谕”，连官方派往日本监督湖北留学生的钱洵也指责说：“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目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至于清末政坛贪污腐败成风，“赃物累累”，已属公开的秘密，连“忠孝节烈之名”都往往“以权势得之”，还有人正等着在“新政”中大捞一把。

　　由于“新政”是在西方列强已经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情况下而姗姗来迟，不仅政治动员十分有限，而且财政匮乏，捉襟见肘。“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实施速度也不算很慢，但资金严重短缺，除了大量赔款需要支付不论，练新军、办实业也罢，兴学堂、派留学也罢，还有各地办警政、各类前所未有的调查与选举、地方自治等等，样样需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如果按照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每年就需花费5400万两以上，而清朝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9000万两左右。还在“新政”启动之前，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0年之后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在此情况下，清朝统治者除了在“新政”中敷衍塞责走过场和加倍敲诈人民外，别无他方。朝野上下原本就因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而对“新政”的期望甚高，走过场就难免使人失望颇多，增加离心力。广大下层人民则无法忍受苛榨，只好奋起抗粮、抗捐、抗税，甚至袭警局，捣学堂，增加“新政”的异己力量。

　　如果说不乏驾驭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后还能勉强稳住阵脚，那么在她死后，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和动不动哭鼻子的隆裕太后就显得更糟。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时，载沣一班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既控制不了社会舆论又控制不住地方督抚和新军的载沣等人既然一定要同积诚罄哀的请愿者与全民性的社会舆论过不去，那么，后世研究者就无须抱怨，人民有权作出抉择，历史自有裁判。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与孙中山的姓名分不开的。自从1895年筹划广州起义开始，这位革命先驱就不畏艰险，义无反顾地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矢志埋葬君主专制，创建民权政体。此起彼伏的“武器批判”不仅逼迫清朝统治者加快“新政”的步伐，而且在新式知识分子和新军中传播革命的火种。1911年10月10日，革命化的湖北新军在“九省通衢”的武昌鸣枪起义，13个省份与上海相继奋起响应，一举成功，史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此基础上宣告成立，清朝皇帝退出历史舞台。

　　正是经过辛亥革命，不仅我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而且民主气氛颇浓，政党增至300多个，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都不是毫不管用的橡皮图章。从中央到省级政权，都是实行三权分立，“各省议会，掣肘行政，已成习惯”。至于民权基础较弱的县级政权，固然有不少地方的议会机构不起作用，但也有一些地方议会“确非虚设机构”，“凡是县政的预算决算及地方兴革各事均须由议会通过”。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许多轻重不同的史笔写出一个相同的结论：辛亥革命既胜利了，又失败了。在许多学者看来，说它胜利了，是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延续中国260多年的清朝，而且推翻了延续中国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说它失败了，是因为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而且由一个专制统治(清皇朝)变成多个专制统治(军阀)。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此说似有自相矛盾之嫌。既然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中国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而且说民主共和思想还深入人心，就不能说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

　　应该说，就推翻清朝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胜利了，腐朽的清朝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而实实在在地结束了。就建立民权政体而言，尽管不能说这场革命已取得彻底胜利，但也不能说它的结局就是失败。如果不是基于民初社会的某些弊端而一叶障目，则不难发现，孙中山用巨人之手树起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之际，就同时树起了民主共和制的尊严与人的尊严——一种既不能漠视又难以侵犯的尊严。前人建设近代民权政治所取得的初步成效尽管还远离于后人的要求，但毕竟不能用“失败”二字去否定它的存在，采取不承认主义。君不见，即使是袁世凯那样武装到了牙齿的所谓“强人”企图毁弃中华民国这块招牌，经护国将军蔡锷一声断喝，也只能是身败名裂，遑论张勋之辈。

　　辛亥革命之于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贡献尤其值得注意。当辛亥先驱们把根深蒂固的君主制连同皇袍弃如敝屣时，神权由此黯然失色，儒学“三纲”可望土崩瓦解，芸芸众生那随时为磕头而准备着的脑袋和随时为跪拜而准备着的双腿可以得到空前的解放，脑袋可以用于思考，双腿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走路。倘若没有推翻帝制这个前提，旨在重建价值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无从谈起。正如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黄炎培所回忆的：尽管反清志士一度失去政权，“但封建帝制被推翻了，社会风俗人心，从某些部分看来，辛亥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有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减少，有些完全消灭了……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所换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

　　不惟如此，辛亥革命的神威还波及大洋彼岸的唐人街。置身异域的蒋梦麟就曾留下他的切身体会：“革命以后，唐人街开始起了变化，因为中国本身也在变化，而且是急遽的变化，短短几年之内，算命卖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也迅速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停止缠足，学校制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课程；送到附近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唐人街虽然想抗拒美国邻居的影响，但是祖国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变以后，这些忠贞的炎黄裔胄也终于亦步亦趋了。”

　　毋庸讳言，孙中山本人曾对革命的结局深感不满，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名篇都对民初社会的黑暗面有过具体而生动的描述，这些都是不少论著认定和强调辛亥革命已告失败的重要依据。应该说，革命领袖孙中山主要是有感于革命政权的旁落，怀抱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号召同志继续奋斗，并不等于说他在对辛亥革命的结局作全面分析。革命政权的旁落则主要与革命者在政治权力再分配中的力量支撑有关，前者充其量属于革命者的失败，未必就意味着辛亥革命本身的彻底失败。殊不知，还在出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孙中山就明确表示过，由于革命党人自身力量不够，只要能争取袁世凯或黎元洪，逼迫清朝垮台，尽快结束内战，防止外来干涉，那就是“圆满之段落”。至于鲁迅等目击者对民初黑暗面的揭露和抨击，也不等于就是对辛亥革命的全面总结与科学评价。这是因为，无论是哀叹“无量英雄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还是革命征途的颓废者，还是日落而息的一般民众，他们最能感受到的除了革命政权的旁落，就是社会的动荡与新的腐败，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必要去冷静地估量那场革命的历史成就。饶有兴味的是，无论是在民国元年，还是在纪念辛亥革命10周年之际，曾经极力反对暴力革命的政治活动家兼历史学家梁启超却能对那场革命的历史功绩予以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个中差异，值得深思。曾经对孙中山不无成见的状元资本家张謇也饱含深情地说：“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一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革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东亚历史上之一大人物。”

　　任何革命都只能为建设者开辟道路，却无法取代建设本身。尽管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改变以往发生的事情，但是，已经发生之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却取决于将要发生之事的结果。对于成就过中国民权政治第一章的辛亥革命，我们也应当作如是观。60年前，同盟会会员出身的林伯渠站在延安的宝塔山下抚今追昔时，就深有感触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人民论坛》2001年第9期)
历史风云网注：此文被收入《新华文摘》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