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B.

赵恒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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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剧作家、诗人。1898年 2月10日生于巴伐利亚州的奥格斯堡。祖上是施瓦本农民，他出生的时侯，父母已是这座小城里的富裕市民。1917年进入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次年改修医科，曾被派往奥格斯堡战地医院看护伤员。他以激进的政治态度和多才多艺赢得士兵的信赖和尊敬。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时，他被医院士兵推举为奥格斯堡士兵委员会成员，但革命很快遭到镇压。布莱希特把他对这场革命的认识和失望情绪，写进了次年春季完成的剧本《夜半鼓声》(1919)中。
战争和革命的动荡平静以后，布莱希特重入慕尼黑大学。他对听课和实验的兴趣逐渐淡薄，常和文艺界朋友往来，甚至跟著名民间滑稽演员卡尔·瓦伦廷同台演出杂耍。1922年 2月22日他的剧本《夜半鼓声》在慕尼黑话剧院上演，同年获“克莱斯特奖金”，从此引起德国戏剧界注目。1923年被聘为慕尼黑话剧院导演兼艺术顾问，1924年应著名导演马克斯·赖因哈德之聘任柏林德国话剧院艺术顾问。
1926年，布莱希特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并进入柏林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结合创作系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928年与女演员海伦娜·韦格尔结婚。1933年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以后，在国会纵火案发生的次日，布莱希特被迫离开德国去巴黎，同年夏携家属去丹麦，在斯文堡附近一个农舍里居住 6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1936至1939年同布雷德尔、福伊希特万格一起主持了在莫斯科出版的德文杂志《发言》。1939年被迫离开丹麦去瑞典，1940年去芬兰，次年夏季取道苏联去美国，在圣莫尼卡居留6年。1947年摆脱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返回欧洲，最初停留在瑞士苏黎世，1948年10月回到柏林。晚年和夫人海伦娜·韦格尔领导了“柏林剧团”的活动。1956年 8月14日逝世。
布莱希特早期的作品大多描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引起的社会弊端，表达了资产阶级文明不久将被一场“地震”吞没的信念。他在创作中不断地探讨如何揭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作用和本质。他在努力理解和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剧作《人就是人》（1926）、《马哈哥尼城的兴衰》(1927)、《三分钱歌剧》(1928)、《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 (1931)等，都是最初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尝试，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本质问题。
20年代末30年代初，布莱希特开始创立叙事剧的尝试。与此同时，他在为自己的剧本撰写的跋文中，阐明叙事剧的理论。他把戏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传统的戏剧性戏剧，或称“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一是叙事剧，或称“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他认为前者偏重于诉诸观众的感情，借恐惧与怜悯引起净化，把观众吸引到剧情中去，犹如身临其境，与剧中人物发生共鸣；后者则更偏重于诉诸观众的理性，让他们在观看与思考中判断剧情的是非曲直，得出自己的结论。按照叙事剧理论，艺术应该寓教育于娱乐，应该引起观众思维的兴趣，使他们相信世界是可变的，激发观众改变现实的兴趣和愿望，训练观众积极的处世态度。布莱希特创造了一种称为“陌生化效果”的艺术方法。依照这种方法，剧作家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表现一种生活现象或者一个人物典型，以便让观众用新的眼光来观察，深入地理解司空见惯的事物；导演和演员则借助这种方法，有意识地在角色、演员和观众之间制造一种感情上的距离，使演员既是他的角色的表演者，又是它的“裁判”；使观众成为“旁观者，用探讨的、批判的态度对待舞台上表演的事件。叙事剧理论是一种关心重大社会题材、强调教育性、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戏剧美学。
布莱希特的叙事剧按体裁可分为三类：《例外与常规》(1930)、《措施》(1930)、《母亲》(1932)被称为“教育剧”；《四川一好人》(1940)、《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1940）、《阿图罗·魏的有限发迹》(1941)和《高加索灰阑记》(1945)是“寓意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伽利略传》(1947)和《公社的日子》(1948～1949)则属于历史剧范围。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不但说明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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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传》剧照
“教育剧”是布莱希特尝试创立叙事剧之初经常采用的形式，是20、3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蓬勃发展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直接产物。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是大多数“教育剧”着力表现的主题。它反映了象布莱希特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在2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从剥削阶级阵营转入无产阶级队伍以后要求自我改造的愿望。这类作品多长于逻辑推理，不注重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因而有概念化倾向。例如《措施》中的人物，非但没有个性化的性格，甚至没有姓名。“教育剧”中最成功的一部，是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它以原作的主要人物和内容为基础，根据德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批判、反对战争危险、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等内容。
“寓意剧”的特点是比喻，作家不受人物和环境的束缚，有充分想象的自由。“寓意剧”的重点在于对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对立、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哲理性的概括。“寓意剧”一般都是由直接表演和哲理性的概括两部分构成，这种“双层次布局”是它在结构方面的特点。“寓意剧”的主题思想就是借这种多层次布局表现出来的，离开任何一部分都无法充分理解作品的真实含义。《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是根据芬兰女作家赫拉·沃里约基讲述的一则芬兰民间故事创作的。作品通过一个芬兰地主在酒醉时和酒醒后两种不同的表现，说明剥削者的本性不会改变，提醒人们对他们不能抱任何幻想。《四川一好人》通过主人公沈黛欲为善而不得的故事，表现人的善良性格和行为不能见容于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故事发生在中国四川首府，但它不是以中国事件为题材的剧作，它所表现的主题适合于一切存在着人剥削人现象的地区和国家。《高加索灰阑记》是根据中国元杂剧作家李潜夫的公案戏《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改编的。剧情围绕着两个母亲争夺一个孩子展开，在非常时期偶然上任的法官，在断案中发现，他面临的不是哪个母亲有权要孩子，而是孩子有权选择一个更好的母亲问题。作者给这个古老的故事加上一个现代内容的“楔子”，寓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一个集体与另一个集体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是可以找到对大家都有利的办法来解决的。而原则应该是：“一切归属于善于对待它的人。”如孩子归于慈爱的母亲，以使他成材成器;车辆归于好的车夫，以便于顺利开动；山谷归于灌溉者，以便使它开花结果。这出戏在艺术上体现了叙事剧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
布莱希特的历史剧都是借用历史题材，回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取材于17世纪小说家格里美豪森的小说《女骗子和流浪者大胆妈妈》(1670)，剧中的主人公安娜·菲尔灵，传说是德国三十年战争时期一个随军小贩，绰号大胆妈妈。剧本表现安娜带着 3个子女，拖着货车随军叫卖，把战争作为谋生的依靠，结果子女们或死或散，落得孤身一人。作者借大胆妈妈的遭遇说明，想在战争中捞取利益的人，必然要毁于战争。《伽利略传》以17世纪意大利伟大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因证明了哥白尼“太阳中心说”遭到宗教裁判所迫害的史实为题材，反映了在一个科学新时代破晓的时候，真理与谬论、科学与愚昧的斗争。这部传记剧本第一稿创作于1938与1939年之交，作者最初的意图是借表现伽利略在愚昧黑暗的社会势力面前忍辱含垢，完成科学著述的行为，给德国反法西斯战士树立一个历史的榜样。1945年美军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以后，作者重新改写了剧本，突出了伽利略从事科学研究的盲目性和对反动势力卑躬屈膝的弱点，加重了对他的批判色彩，以说明科学家对社会应负的责任问题。《公社的日子》是根据挪威作家诺达尔·格里格描写巴黎公社的剧本《失败》创作的。德国法西斯政权被摧毁以后，布莱希特从德国面临的新形势中，看到了巴黎工人阶级在1871年起义中赶走资产阶级，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的现实意义。作品以巴黎一家普通劳动人民及亲友在这一事件中的遭遇为中心，表现了这一伟大革命实践的始末以及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
布莱希特的诗歌创作始终同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相联，20世纪以来德国各时期的重大事件，都在他的诗歌里得到表现。他在诗歌艺术上的革新，为现代德国诗歌开辟了新的园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布莱希特早期诗歌大多是在民歌、民谣传统的基础上创作的。他那些采用歌谣体创作的叙事诗，多数有戏剧性情节，有人物，采取严格押韵的形式，便于谱曲咏唱。如《死兵的传说》以离奇怪诞的讽刺形式，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表现了德国帝国主义在战争失败前夕的垂死挣扎，作者曾经把它谱上曲调，伴以吉他歌唱。布莱希特偏爱创作“角色抒情诗”，不喜直抒胸臆，他惯于采用类似戏剧中行动的人物独白的形式，来揭示人物本身的、社会的或心理的特征，而人物所表达的思想跟作者的观点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在这些诗歌中，作者有意识地避免传达主观情绪，而是努力做客观的陈述和报道。《妓女之歌》、《海盗燕妮》等就是这类诗歌。
布莱希特投身革命队伍以后，有意识地把诗歌作为斗争的武器。他的许多著名群众歌曲，如《团结之歌》、《统一战线之歌》等，既是十分精致的艺术品，又是切合时宜的宣传品，在革命队伍中发挥了动员和教育作用。布莱希特的许多优秀诗歌，大部分是在叙事剧的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如《赞美地下工作》、《赞美共产主义》、《赞美学习》、《一个读书的工人的疑问》等。这些作品都明显地带有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启蒙和教诲的特点，他们不以感情去打动读者，而是启发读者的理性和思维，让读者通过认识达到行动。这是布莱希特诗歌的独特之处。布莱希特的诗歌常常采用“直接说教”的手法，面向读者的理性，陈述他对事物的认识。诗人借这种手法艺术地再现某些革命道理，以教导读者正确认识形势和事变。它们是语言通俗明了、比喻鲜明生动、结构简洁明快的教育诗。作者“说教”的对象往往也是赞美的对象。如作者在《赞美党》这首诗中运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集体与个人的辩证关系，歌颂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不可战胜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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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传》剧略
布莱希特还借鉴中国古典诗词和日本古典徘句，创造了一种节奏不规则的无韵抒情诗。这种诗歌充分运用口语的特点，既不贪恋华丽的词藻，也不追求奔放的感情，而是从大量生活素材中选择精华，以表现事物最本质的特征。如在《工人喊着要面包》这首只有四行的短诗里，作者采用类似逻辑学“三段论”的手法，简洁生动地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形势。这类诗歌的显著特点是，用尽可能少的词汇，表现尽可能多的内容，通过诗歌意境的迅速变换，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联想能力，造成积极主动的欣赏效果。布莱希特的主要诗集有《家庭格言》(1926)、《歌曲集》(1934)、《斯文堡诗集》(1939)和《诗百首》(1955)。布莱希特还创作了长短篇小说多种，如《三分钱小说》(1934)、《尤利乌斯·凯撒的事业》(1949)、《负伤的苏格拉底》(1949)等。《戏剧小工具篇》(1948)是他关于叙事剧的理论性思考的总结，被誉为“新诗学”。
布莱希特一向关心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酷爱中国文化，他的叙事剧理论颇受中国戏曲艺术的启发。晚年很推崇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他所领导的“柏林剧团”，曾经改编上演中国话剧《粮食》。布莱希特的诗歌、剧本和戏剧论著，在中国已有多种译本，《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曾在上海、北京演出，《伽利略传》初演80余场，颇受好评。

——《中国大百科全书》　本词条作者：张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