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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还要纪念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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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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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al No.5

发表于 1970-1-1 16: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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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现在的年轻人已很难理解1919年他们同辈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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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1919年,罗家伦23岁,傅斯年23岁,瞿秋白20岁,周恩来21岁;蔡元培51岁,陈独秀40岁,李大钊30岁,胡适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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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这些人无电视可看,无短信可发,无网络可上。他们有的只是不可磨平的棱角,是无处发泄的热情,是对国破家亡的忧虑,是深深的失望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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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所以五四的学生因为巴黎和会而上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不是因为订阅了《新青年》而上街,火烧赵家楼的时候估计脑子里也没想着民主和科学。如果北洋政府得以修撰正史,五四运动的官方定义很可能会以“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开头——虽然读过曹汝霖回忆录之后觉得段祺瑞未必那么小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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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其实相隔九十年的两代青年本没什么不同——一样的血气方刚,一样的爱国情怀。看看奥运前期的海外华人游行,还真有几分“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味道。但之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1919年的年轻人,是因为五四被当作不痛不痒的“青年节”纪念了太多年,五四的意义被政治提炼了太多次,致使今天的北大校园只是唱唱歌,开开会,放放电影《李大钊》,以示怀想。反倒是在网上,各种文章数不胜数,各种解读层出不穷。而五四运动的几个领军人物,如游行总指挥罗家伦、傅斯年,都因为其不同的政治选择而在中国被刻意地淡忘。如果今天能在北大校园访问几个学生,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出来他们这两位师兄到底是谁,做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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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这样的淡忘或许有情可原。罗家伦、傅斯年虽发起了游行,但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仅是发发传单,唤醒国民。他们是不崇尚暴力的——游行队伍在租界与军警对峙时,傅斯年拖着疲惫的身躯竭力劝阻学生绕道而行;火烧赵家楼时,罗、傅两位已然回宿舍睡觉——一是因为累,二是因为他们此刻已经意识到五四已非他们和蔡元培预想中“适可而止”的五四了。他们温和地希望学生可以以读书为己任,用知识救国,并且也亲身实践了这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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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同时被淡忘的还有陈独秀和胡适。虽然没有人忘记他们俩是谁,做过什么,但他们的智慧已经被九十年间的各种口号、主义、理论、重要思想所湮没。人们大抵知道德先生和赛先生,但陈独秀——这位名副其实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眼中的民主到底是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是说不清楚的,而且也觉得没必要说清楚。至于陈独秀在多年的冷眼旁观和人生沉淀后做出的结论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拉、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 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卫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卫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 同样一文不值”,在许多人眼里更是惊世骇俗——一个现在还在中国社会争论个喋喋不休的理念,独秀在1940年就已经说得如此通透。至于普世价值,陈独秀更是早在1936年就已经做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这样的判断,并且直言“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同是共产党人,当今某些喉舌却攻击普世价值不遗余力,不知已被淡忘的独秀前辈看到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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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倘若这些领军人物都在被年轻人淡忘,其他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如果蔡元培能够穿越时空来到今天的北大,恐怕下巴会掉到地上去——只有他的图书馆长李大钊被塑造成了绝对的英雄,得到电影首映的“殊荣”,其他人一概被政治剔除。罗家伦傅斯年去了台湾,其在大陆的形象也就随之“被自杀”;张国焘背叛了毛泽东,所以也没他什么事了;陈独秀是共产党开山鼻祖,失势后过起了放达的隐士生活,但竟也背了大半个世纪的“托派”、“汉奸”罪名,直到最近几年才总算“降级”成为“右倾错误”。今天的五四在一言堂之下变味十分严重。1919年本是中国公民社会异常活跃的一年,称其“公民社会元年”亦不为过——何须等到汶川地震!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样的公民社会中诞生,但在2009年对五四的纪念,以及前几年的纪念,却显得官味十足,仿佛真正的五四精神只能在网络论坛里生存,真正的自由思想只能在晦涩的辞藻中小心表达,如果不是看到周围林立的高楼,每年的五四恐怕只能给知识分子平添几分无奈和感伤。#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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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行动者如罗家伦傅斯年,不足纪念;思想者如陈独秀胡适,不宜纪念。既然是这样,何必还要年年纪念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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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五四一定要纪念,是因为它作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九十年于人类历史,何其短暂。2009年的中国,在几代人的奋斗中总算摆脱了战乱,新文化得到发展,白话通行,科学昌明,这是共产党人的功劳,从这些角度看,五四运动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但五四的其他主张,如自由、民主、宪政,则还需今天的年轻人继续争取。中国历史书的缺憾,在于出自政治因素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句号画在了1949,继之以“社会主义革命”。而如果现今的青年能够跳出这样的政治狭隘,用更宏观的胸怀感受五四,应该可以领悟到何时是开篇,什么是插曲,哪里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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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今天,温家宝在与清华学生的座谈,说“成才报国”。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好像许多领导人在往年的五四都有这样的论调,但仔细一想,这最简单的一句话难道不就是罗家伦、傅斯年在1919年最初的主张?当年的他们被共产党人视为软弱、幼稚、投降主义——诚然,或许当时的确没有成才报国的条件,或许中国的确需要流血和革命方能涅磐,但在今天,既然在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之后青年学生得以回归罗、傅的温和主张,是否我们也可以尝试把1949年的那个句号移开,让五四这场启蒙运动不只是放假半天的“青年节”,而是海内外华人的一份共同的认可,作为中华民族复兴和统一的思想基石?时值五四,笔者以80后青年之身份,斗胆引用一段陈独秀1918年的文章,与同辈共勉,并作本文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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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 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读什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我以为谈政治的人当分为三种:一种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职业;他所谈的多半是政治中琐碎的行政问题,与我辈青年所谈的政治不同。一种是官场以外他种职业的人,凡是有参政权的国民,一切政治问题,行政问题,都应该谈谈。一种是修学时代之青年,行政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 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推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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