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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被建构的第一个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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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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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al No.5

发表于 1970-1-1 16: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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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国涌按: “五四”,是一个被建构的过程,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五四”在最初的30年是怎样被一步步变形扭曲的,尤其是不同的政治力量如何利用“五四”,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到“五四”的头上。编者在收集这些史料时下了功夫,分类也恰当,小小的遗憾是书名不是很切题,大概是为了迎合当下的阅读口味,其实书本身的内涵比书名要更丰富。】

  “五四”之殇

  傅国涌

  九十年了,“五四”依然是一个能让许多中国人心跳的日子, 20年前,我走向广场的时候,打的旗帜就是“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在我心目中,“五四”不仅是学生街头运动,不仅是白话文、新文学,也不仅仅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五四”有着更丰富、更复杂、更可贵的内涵。在“五四”九十年即将到来时,我想得最多的是,“五四”给这个古老民族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我们今天与“五四” 时代有多大差距?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要么从政治史出发,要么从思想史出发,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总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思想史重视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它们都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如同一个筛子,常常把许多活的细节过滤了,变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知识。而真实的社会生活常常是参差不齐的,如同一棵没有被修剪过的树,枝条交错,往不同的方向生长,然后枝上满是叶子,每一片叶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态去承受阳光和风雨。一句话,历史的原貌要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呈现出更多的不规范。历史不是纸上写成的,历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在“五四”那样一个大时代,许多不同的侧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原本是一个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无数的可能性的时代。

  “五四”的中国诚然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否则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幕幕闹剧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场,在这些闹剧背后都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流行的“黑幕小说”已把社会糜烂、荒唐的一面用小说笔法展现出来。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赶下了龙廷,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获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只是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权的终结,旧权威的消解,迎来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时代。“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多是有棱有角的。

  以往,在谈论“五四”时我们常常听到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这些说法。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以《新青年》、《新潮》这些新锐期刊和一些报纸副刊为平台,年轻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过了传统的藩篱,热烈地拥抱来自异域的林林总总的新思潮、新主义,他们向往并尝试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断有北大向女生开放,女青年进入银行和百货业等新闻出现,一方面贞操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19年11月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就在当地的《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评论,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声疾呼,甚至喊出了“赵女士万岁”的口号。在这些解放的后面,最本质意义上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如果社会不解放,思想解放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无法在大地上落实。社会解放乃是社会的自我解放,最终要依靠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德先生、赛先生也好,讨论女子贞操、娜拉出走等问题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这些讨论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部分。这是“五四”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p#分页标题#e#

  九十年后回望“五四”,可以说,那时候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的努力,社会在王权的枷锁下渐渐挣脱出来,拥有了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都被激发出来了。他们的个性最大限度地得到张扬,他们的创造力也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展现出来。“五四”新青年无论以后走上了哪一条路,至少,他们都可以尽情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权利。

  在本质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不再是一个国家完全主导社会的时代,社会自身拥有相当多的自主性,人们生下来仿佛就拥有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可以随意地创办自己的报刊,可以随意的结社。从基本权利的状况来判断,社会确实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大政府,小社会,社会仍处于国家机器的宰制之下,动弹不得,在高度的行政主导之下,权利缺位,权力蛮横,个体生命只能臣服、依附于国家的齿轮下,失去了创造力。权力的膨胀和权利虚化,国家的推土机在大地上肆意推进,社会几乎连呼吸都困难,即使在娱乐自由、追求财富的自由背后,也能处处看到那双隐约的操纵之手。国家高于一切,凌驾在一切之上,官权通吃,把手伸进了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只是,国家还给了个人求生存的一点点可怜自由,30年来的中国如果说有什么进步也都是这点可怜的自由带来的。遥望“五四”,习惯了不自由状态的人们可能会惊讶,甚至不相信,以为那是一个虚构的时代。前些日子,浙江大学第16届博士生登攀节邀请我4月1日去做一次讲座,题目定下来了:《我们的1919:知识分子的责任》,海报也贴出去了,却突然被取消。这件发生我身上的事可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个小小的注脚,在“五四”九十年后谈论有关“五四”的话题,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切都要听命于行政,国家机器上一颗颗螺丝钉无时无刻不在防范着社会。思想自由只是自己脑中想想的自由,言论自由只是饭桌上或菜市场发发牢骚的自由,其他的自由更加无从谈起。以国家的名义,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人,仍然想控制一切,这就是今日中国全部病根之所在。个人没有权利,社会就不会有自由,这是九十年后的“五四”之殇。

  今天,当我们在再次面对“五四”时,不应该只剩下纪念和凭吊。本来“五四”就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起点,我们要回到那个起点上去,持续不断地寻求个人的自我解放,一步一个脚印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只能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那是社会解放的最终也是最可靠的磐石。每个人都可以立地开始自我拯救,我们期待的并不是天上掉个大馅饼,而是通过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努力,逐渐造成一个像“五四”那样的多元、开放的社会,最终以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约束总是企图控制社会的国家权力。其实,在我们这里,所谓国家也不过是某个特殊利益集团假借的名义罢了,真正的国家是由每个个人的权利构成的,这是“五四”时代许多人曾经想清楚的问题。

  200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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