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定哥

    “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里有过一阵对康有为“虚君共和”复辟论调和一般灵学派人物要搞“捣鬼”把戏的辩驳，鲁迅就说：“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了，……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是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球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①]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无数先烈的热血，洒遍了锦绣山河”的民主革命时代，但我终于忍不住要套用鲁迅的话也说一句：辛亥革命快100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共和”，也建立60年了，我们这里居然还要花这许多的工夫来辩“民主是个好东西”。我想俞可平、韩云川先生们在写那几篇著名的文字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感到阵阵悲凉吧?100多年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蓉作《革命军》时，曾有感于国人蒙昧而激愤地写道，“中国人者，奴隶也。奴隶无自由，无思想。”[②] “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③]毛泽东也举例说过，《红楼梦》里有个奴才，主子要他坐，他不坐，说是站惯了。毛泽东曾问，有的人是不是真的做奴才做惯了?我在此特别声明，我说这些，决没有侮辱全国13亿同胞的意思，只是一年来看了许多否定民主自由普世价值、阻挠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的生活的文字，我就想，我们有的人是不是真的骨子里做惯了奴才?或者是做惯了奴隶的主人?
　　为了打破这些奴隶思想，我们现在有必要回到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共和传统。因为，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才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特别在伪临朝如袁世凯者倒毙后，大大小小的袁世凯即便披着各类形形色色的外衣，也终于不敢再帝制自为。孙中山先生早有明言：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孙中山先生在瞻望中国“走向共和”的潮流时曾说，“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的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④]在经过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回流”之后，为了打破这个历史回流“余波”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保证历史进步的“主流”方向，我们确有必要回到孙中山先生这位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端，缔造共和国统的伟人的视野下，来进行基本的民主政治和公民常识学习。

　　一、孙中山讲何谓政治

　　苏俄式教科书往往这样解释政治：列宁说，政治的实质是阶级斗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镇压的工具。这种“阶级斗争”的政治、国家观念，相去世界三百多年来的民主潮流、相去近代人民主权论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精神太远，如果再照这样“折腾”，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也只能是缘木求鱼。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且看孙中山先生怎么说政治。

　　孙中山先生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叫做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叫做民权。”[⑤]

　　为了方便全国普通人民行使民主政治，他把政治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即民权，包括选举官吏权、罢免官吏权、创制法律权，复决法律权，谓之“四大政权”。治权即政府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谓之“五大治权”。政权属于人民，“这是人民管理政府的力量”，“要完全交到人民手中，要使得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去直接管理国家事务”;[⑥]治权属于政府，“这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⑦]这样人民有充分的“权”，政府有很大的“能”，孙中山先生要通过“权”“能”区分，也就是政权与治权的区分，既保证政府通过“五大治权”，有很大的“能”力和很高的效率，如今天所说的去“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使人民能通过“四大政权”，切实有“权”，去方便地节制政府，不使政府为恶。#p#分页标题#e#

　　孙中山先生唯恐一般人不了解这个政权与治权也就是权能区分的原理，特别列举了四个比喻来做说明。

　　1、以阿斗和诸葛亮为例。他说，“君权时代，君主虽然没有能干，但是很有权力，像三国的阿斗和诸葛亮，便可以明白。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付托给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三。用诸葛亮和阿斗两个人比较，我们便知道权和能的分别。”[⑧]他说，在民主政治下，我们全国人民就都是皇帝，个个都是阿斗。“如果政府是好的，人民便把他当做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人民便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⑨]

　　2、以股东与经理为例。他说，“现在有钱的那些人组织公司、开办公厂，一定要请一位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去管理工厂。此总办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股东就是有权的人。工厂内的事，只有总办能够讲话，股东不过监督总办而已。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把他们当作专门家看;如果有了这种态度，股东便能够利用总办整顿工厂，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货物，可以令那个公司发大财。”[⑩]

　　3、以车主和车夫为例。他说，“到了现在的新时代，权与能是不能不分开的，许多事情一定是要靠专门家的，是不能限制专门家的。像最新发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东西，是街上的汽车。……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就这个比喻，更可分别驾驶汽车的车夫是有能而无权的，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的，这个有权的主人便应该靠有能的专门家，去代他驾驶汽车。民国的大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才是很快。”[11]

　　4、以工程师与机器为例。他说“权与能要分别清楚。用机器来做比喻，什么是有能力的东西呢?机器的本体，就是有能力的东西。譬如十匹马力的机器，供给了相当的煤和水之后，便可以发生相当的能力。什么是有权的人呢?管理机器的工程师，就是有权的人，无论机器是有多少马力，只要工程师一动手，要机器开动便立刻开动，要机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师管理机器，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好像轮船火车，一开机器，便可以要轮船火车走得很快，一停机器，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机器是很有能的东西，工程师是很有权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权和能分开了，也要像工程师管理机器一样。”[12]

　　用这些比喻，孙中山先生告诉我们，实行民主政治，并不需要普通人民具有多么专业和高深的政治知识。关键是我们要搞好政治制度的设计，使一般人民能够很方便地运用。所以民主政治的能否实行，主要的责任在政治程序的设计者，而不在普通的一般人民。打个比方，比如现在专业人员设计好电脑程序后，一般人民包括小孩都能很方便地运用它。民主政治的道理也正如此。孙中山先生说，“要分开权与能，把政治的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府权，一个是人民权。像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13]要使得机器的构造，“不但使有机器知识的人，可以来管理，就是没有机器知识的小孩子，也是可以来管理。譬如现在所用的电灯，……只要一转接电钮，便可以开闭，这样一转手之劳，是很便利很安全的，无论是那一种没有电学知识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女孩，或是乡下极无知识的愚民，都可以用手来转它。”[14]政府的“五大治权”是属于政府的权，“就它的作用说，就是机器权，”[15]是要把政府机器“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16]而“民权是人民用来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的机器之权，所以四个民权，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17] “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就是要有五种工作，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就是要有四个节制，要分成四方面来管理政府，政府有了这样大的能力，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人民有了这样大的权力，有了这么多的节制，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政府的一静一动，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像有了这种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有了这种政权和治权，才可以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18]#p#分页标题#e#

　　孙中山先生说，“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应该先来造好这种机器，做一个很便利的放水掣，做一个很安全的节电钮，只要普通人一转手之劳，就可以用它。”[19]针对有人说中国发展不够、人民民智低下，不能行民主政治。孙中山先生说，“袁世凯之流，必以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人乎!”[20] 他并且进一步指出：中国人虽然知识程度不高，但经过四千年文明的进化，实具备高度的生活的智慧，与未开化的土著人是不同的。至于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自由民主的基因,因而不适应行民主政治。对这种观点孙中山先生亦有有力驳斥。这种观点也早已为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从理论到实践驳斥得干干净净。

　　二、孙中山讲何谓宪法

　　1、宪法的真义

　　苏俄式的教科书一般定义宪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样定义固然不错，但并没有揭示出宪法的真义。要说根本大法，则历代封建王朝也有统治人民的根本大法。但这不是宪法。宪法是民主时代才有的。什么是宪法?孙中山先生说：“所谓宪法者，简言之，就是把国家政权分几部分，各司其事。”[21]所以宪法的本质就是把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分权制衡、合作互动。他为此设计了五权宪法。

　　2、五权宪法

　　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不是采取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也不是采取的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结合中国历史传统、适应世界民主潮流而制定的中国人自己的宪法。他说：“兄弟当亡命各国的时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研究所得的结果，见得各国的宪法，只有三权，还是很不完备。所以创造出这个五权宪法，补救以前的不完备。”[22]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法，以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为基础。其缺点，最主要的有两项：第一是以行政机关兼操考试权。这样可能以行政干预考试，以考试便利行政，也可能接受请托，甚至滥用私人。第二是立法机关兼操监察权。这样最容易造成议会专制，使行政机关动则得咎。因此，孙中山先生创立五权宪法，以弥补三权宪法的不足。他说，清末废除科举、兴新学，是好事，但从此当官就不需要考试了，这不好，就如同倒洗澡水连同把孩子一起倒出去了一样。“因为没有考试的缘故，一般并不懂政治的人，他也想去做官，弄得乌烟瘴气，人民怨恨。”[23] “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必须设立独立机关，专掌考试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的人，方得有效。这便可以除却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24]我觉得有了这考试权的独立，像美国和我们中国大陆现在，一般不懂治国平天下专业知识的什么球星、影星、歌星都可以出来选州长、当官员、做委员的弊端便可以消除。因为治理国家实际也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不是什么人都会的。孙中山先生又说，要使监察权也独立，这样可以“分国会之权”，免除“议会专制”，“国会独裁”之弊。考试权和监察权独立之后，就成为五权宪法。

　　3、孙中山宪法思想融合了古今中外的精华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从前实行君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分立，有了几千年。外国实行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独立，有了一百多年。不过外国近来实行的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的三权分立，更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古今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是采用外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25]“考试权，原来是中国一个很好的制度，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从前各省举行考试的时候，把试场的门都关上，监试看卷的人，都要很认真，不能够通过关节，讲人情。大家想想是何等的郑重。”[26] “说到弹劾权，在中国君主时代，有专管弹劾的官，像唐朝的谏议大夫和清朝的御史之类，就是遇到了君主有过，也可以冒死直谏。这种御史是耿直得很，风骨凛然。”[27]所以“中国以前的考试权和弹劾权，都是很好的制度，宪法里头是决不可少的。”[28]#p#分页标题#e#

　　五权究竟如何分权制衡、合作互动呢。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说：各县“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行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人员失职，则由国民大会自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之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29]“此时一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而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30]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这也是人人都晓得的。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就是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一些皇帝的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为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莽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要弄得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31]“我们现在讲民权主义，便要大家明白民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远不能消灭。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斗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32]他又说，帝制与共和是必不能争的了，将来中国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

　　三、孙中山讲何谓社会主义

　　孙中山先生指出当时的社会主义论者没有哪个不崇拜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他肯定了马克思学说的巨大成就，指出马克思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最透彻和最有心得”，[33]但同时也批评了马克思学说的一些观点。

　　1、关于唯物史观。他不赞同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解释为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尤其批评了马克思认为物质是历史的重心的观点。他说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又以生存为重心。”“民生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归结到底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34]以此哲学为基础，他认为国家“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35]而且指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为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36]这些正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

　　2、关于阶级斗争论。他批评了把阶级斗争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认为社会要和谐才能发展。指出阶级战争是社会发展不下去了的病症，宛如人的身体，有了病症才动手术，才起战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不下去的“果”，不是社会发展的“因”，把阶级斗争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倒果为因”。他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人类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37]中共中央如今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就告别了斗争哲学。#p#分页标题#e#

　　3、关于剩余价值论。孙中山先生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和资本家扩大生产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并且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不是专靠发达的资本，其中心其实归根结底在消费的社会。消费就是民生问题。这也为我国今天千方百计把扩大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现实所印证。他说：照马克思的研究，“资本家要能够多得盈余价值，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减少工人的工钱;二是延长工作时间;三是抬高出品的价值。”[38]孙中山以当时美国极赚钱的福特汽车厂证明这个观点不合理。他说：“因为这个车厂的汽车有这样的价廉物美，所以风行全球，因为这种汽车销路极广，所以这个厂便发大财。我们用这个发财车厂所持的工业经济原理，来和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理论相比较，至少有三个条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缩短工人作工的时间;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抬高出品的价格，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减低出品的价格。象这些相反的道理，从前马克思都是不明白，所以他从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工几十年，所知的都是以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也没看到。”[39]他进一步指出，“再照马克思的学理说，世界上的大工业要靠生产，生产又要靠资本家。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了好生产和大资本家，工业便可以发展，便可以赚钱。”他以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汉冶萍公司来证明其观点不合理。“照马克思的学理讲，汉冶萍公司既是有钢铁的好出产，又有大资本，应该要赚钱，可以大发展。为什么总是要亏本呢?由汉冶萍这一个公司的情形来考究。实业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消费的社会，不是专靠生产的资本。汉冶萍虽然有大资本，但是生产的钢铁在中国没有消费的社会，所是不能发展，总是不能赚钱。因为实业的中心要靠消费的社会。”“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所以工业实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从前的社会主义错认物质是历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种种纷乱。这好象从前的天文学错认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计算历数，每三年便有一个月的大差;后来改正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40]这正所谓我国目前经济要持续增长，就要“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要有消费的能力，以此造成“消费的社会”。

　　4、关于“平等”。孙中山批评了乌托邦性质的“假平等”，对“平等”的精义做了解释。认为平等不能是“平头点的平等”，而应是“立脚点的平等”，即人们在政治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各个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去造就。造就既有不同，自然不能平等。这才是真平等的道理。如果不论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不同，就是以后造就很高的地位也要压下去，一律实现“平头的平等”，那么社会便不能进步，人类便要退化。这是假平等。而最重要的，他认为才力高者要为才力低者服务，各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才力都来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各人为社会做大小不同的服务。“照这样做去，虽天生聪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务道德心发达，必可使之成为平等了。这才是平等的精义。”[41]

　　孙中山先生说过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有几十种。的确，在列宁、斯大林那里，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在后来的毛泽东那里，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在邓小平那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42]而孙中山先生阐述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指出三民主义的根本是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认为三民主义有同于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民有”即有同于民族主义，“民治”即有同于民权主义，民享即有同于民生主义。林肯名言“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就是首先由孙中山先生译成“民有、民治、民享”而带进中国。他认为三民主义是“继承我固有文化之优秀部分，吸收世界先进文明而发扬光大之”。[43]他在共同富裕的意义上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并且更加全面地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说法，人民对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44]而就经济上“共产”一项来说，“我们所说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不是人民已有了的财产都抢到政府里头去”，而是要阻止贫富分化，是均富。均富的要义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在“照地抽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三大办法。节制资本的要义在“阻止私人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不是要使私人大资本发达了再来共产，即“不是先穿起皮毛大衣，再来希望翻北风。”[45]孙中山先生说：“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46]实际上，孙中山追求的社会理想就是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他认为“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即“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是“均富”不是“均贫”，而且认为在如何建成社会主义上要走民生主义的途径。#p#分页标题#e#

　　孙中山先生一再强调，我们判断一种学理是不是正确，一定只能从事实出发，只能靠事实来证明;而不能从学理出发，不能靠从概念到概念来证明。此亦“五四”运动时期胡适所谓“多研究些实际的问题，少谈些玄妙的主义”，又他之所谓科研方法上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即是你所谈的那个主义是不是科学，也是一个有待事实证明的“问题”。孙中山先生说：“要解决民生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呢?这个方法，不是一种玄妙的理想，不是一种空洞的学问，是一种事实。”“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个方法是靠不住的。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对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 “科学上最初发明的许多学理，一百种之中有九十九种是不能够实行的，能够实行的学理不过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学理去定办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解决社会问题，一定要根据事实，不能单凭学理。”[47]孙中山先生政治哲学思想是应该可以给我们以深刻启迪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当作不可批评的终极真理，而认为自己的理论是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理论。恩格斯晚年还曾对自己与马克思年轻时期创立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过反思，认识到自己的一些理论“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48] “历史是最权威的审判官。苏联模式在世上存在了74年，它给人类文明增加了什么呢?留下了什么呢?它没有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也没有创造优于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在“共产主义”的炫丽外衣下，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全面向中世纪倒退。”[4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摆脱了传统教条和苏联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而更要指出在哲学层面上，英国自由主义大师罗素当年曾批评苏联模式的斗争哲学里包含着不少的恨，他不相信依靠这种哲学能建立起一种免除恶的制度。而孙中山的互助哲学和服务人生观里充满了博大的爱。孙中山最爱手书“博爱”，他在《军人精神教育中》有精辟解释。“博爱之谓仁。”“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在大，非妇人之仁可比，因此叫博爱。”[50]温家宝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51]这更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价值观。

　　孙中山先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主建国蓝图，对我们今天在全国政治上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现在中国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有利于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统一。不仅中国大陆的统一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而且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更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两岸的统一不可能统一于哪个政党，而只能统一于民主。统一于民主就是统一于进步。为了国家统一和历史进步，我们有必要树立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我认为，包括大陆和台、港、澳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如果要树立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就要以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政治理念为起点、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寻求国家的进步与统一。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全中国人民公认的伟大民主革命家，共和国统的缔造者，受到海内外全中华儿女的由衷景仰。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与建国蓝图，和他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丰功伟绩一样，实为我们中华民族开辟了千年的前途。我们要明白：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本无新旧之分，只有真伪之别。民主是相对君主和贵族统治而言的,就是一种政府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全民政治。作为人民作主的政府制度,它以民意为基础，以多数决制为决策原则，其性质是人民的统治，其方式则是通过自由选举来表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尊重个人的价值、自由平等以及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以法治为约束来保障和追求最大多数人所要求的目标和理想;作为一种全民政治，它要造就公民社会，因此任何阶级专政都不能称之为民主政治。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民主革命事业和民主建国蓝图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它是属于全中华儿女的。全体中华儿女都要珍惜它、爱护它、继承它、发扬它。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呼吁，我也坚信这是中国历史必定的走向：继承孙中山，建设真共和!#p#分页标题#e#

　　辛亥革命将要100年了，今天我们大家要来纪念它，那么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纪念它什么?它肯定不只是武昌城头的枪声，也不只是惠州、钦州、广州等地的十几次起义，甚至也不只是陆皓东、秋瑾和黄花岗诸先烈的鲜血。检点辛亥革命的遗产，都说是推翻了帝制，其实不过是推翻了一个穿龙袍的宣统。其后，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那些没穿龙袍的皇帝们的暴虐残忍、为祸之烈较之不辨菽麦的光绪、宣统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依然清醒的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在他之前，那些大小霸王们的命远未革完，在他身后，更是群魔乱舞。

　　辛亥革命是什么?辛亥革命告诉世世代代的人们，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无论男女老幼，无论高低贵贱，都是自由的，都是平等的，都有为自己做主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是天生不可剥夺的。从此之后，为了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自陆皓东始，义无反顾的先烈们前赴后继，一路鲜血，一路追逐。到如今，已116年了。这是辛亥革命的真谛，是先烈们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

　　孙中山先生说：袁世凯既害民国之实，又害民国之名，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不敢保证。

　　100多年了，孙中山，这个伟大名字和他所代表的思想与事业，是激励中国人民在走向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统一的共和国的进程中，永远飘扬的不落的旗帜。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①] 鲁迅：《我之节烈观》，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②] 邹蓉：《<革命军>自叙》，见《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③] 同上，第47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1页。

　　[⑤] 同上，第69页。

　　[⑥] 同上，第159页。

　　[⑦] 同上。

　　[⑧]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8页。

　　[⑨] 同上，第142页。

　　[⑩] 同上，第142页。

　　[11]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43，144页。

　　[12] 同上，第152页。

　　[13] 同上，第159页。

　　[14] 同上，第160页。

　　[15] 同上，第166页。

　　[16] 同上。

　　[17]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59页。

　　[18] 同上。

　　[19] 同上，第161页。

　　[20] 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9，210页。

　　[21]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86页。

　　[2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9页。

　　[23] 同上，第496页。

　　[24] 同上。

　　[25]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65页。

　　[26]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7页。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第205页。

　　[30] 同上。

　　[31]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52页。

　　[32]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4页。

　　[3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0页。

　　[34] 同上，第365页。

　　[35] 同上，第126页。

　　[36] 同上，第253页。

　　[37]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9页。

　　[38] 同上，第373页。

　　[39] 同上，第374页。#p#分页标题#e#

　　[40]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7页。

　　[41] 同上，第299页。

　　[42] 王小曼：《战后英国工党的发展道路》，见《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4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1页。

　　[44]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4页。

　　[45] 同上，第392页。

　　[46] 同上，第381页。

　　[47]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1页。

　　[48]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

　　[49] 辛子陵：《十月革命的两幅面孔》，载于《领导者》2010年总第35期。

　　[50]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页。

　　[51]《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载于《北京晚报》2007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