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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以党治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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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7 17:54: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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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在1923年7月下旬离开中国。步其后尘,莫斯科很快派来了另一位“马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莫斯科给这位名叫鲍罗廷(MM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当中所提出的要求,与马林路线几乎毫无区别。
这份由中央书记斯大林(JStalin)签署的指令当中写道:“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1923年8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266页。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鲍罗廷的工作还要像过去一样,以孙中山的国民党为中心。如果鲍罗廷只是像越飞那样,纯粹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倒也说得过去,问题是鲍罗廷同时也受命担任共产国际在华南的代表。过去马林只因为帮助越飞做了一些外交性质的工作,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强烈批评,如今鲍罗廷本身就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不得不接受他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尴尬显而易见。
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鲍罗廷与马林还是有所不同的。这首先因为他是俄国人,16岁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站在多数派一边,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不仅政治上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鲍罗廷之所以被莫斯科看中并派往中国,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曾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2年之久,而且自从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私交不错。当加拉罕受命前往中国,接替越飞担任驻华全权代表之后,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鲍罗廷,把他推荐给斯大林,建议由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南北方的情况,灵活协调对华外交。
鲍罗廷8月由中国东北入境,先后到达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看法。10月6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绍信到达广州。鲍罗廷到达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军费窘困,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正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发生冲突之际。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64页。,广东根据地的这种危急形势使孙中山增加了争取苏联援助的紧迫感。与以往小心翼翼地不愿与莫斯科扯上关系的情况相比,孙中山这时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定。此外,孙之所以格外重视鲍罗廷,还因为他注意到鲍罗廷与马林有很大的不同。鲍罗廷不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缘,而且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对鲍罗廷给予高度礼遇,将有利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孙中山久历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有所凭藉不可。1922年11月24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这种心态。他告诉当时急于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说:要想取得苏援,“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616页。如今凭藉在手,又有苏联外交使团成员到来,他自然会不失时机寻求援助。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通过海路向广州)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往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66页。
一方面,孙中山需要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孙再度对俄国人的组织宣传方法发生兴趣。而在这后一方面,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老党员,鲍罗廷的现身说法尤其具有说服力。他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极大地触动了孙中山。仅仅两三天,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介绍的俄国经验深以为然。鲍罗廷到后第四天,适逢双十节,国民党召开党务会议,孙中山首次以俄国革命为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了。次日,他即下令重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7~268页。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后几天便顺利推动,其魅力之大,不难想见。
鲍罗廷显然善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党员人数时,孙中山都会以10万乃至20万之数告之。在达林与孙的一次谈话中,孙告诉达林,所谓十万之众是指那些公开声明支持他的上海学生会和承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各色军队。达林对此非常吃惊。达林1922年见孙中山时,曾特别问到孙如何运用党的力量及国民党员的人数,孙的回答让达林十分意外。因为:“孙中山竟把这十万雇佣兵看作自己的党员!”参见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11页。鲍罗廷一来就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缴纳党费者仅有6000人,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过3000人。即使这3000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它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有关三民主义目标的宣言,多半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就一切照旧,党丝毫不能因此而得到发展。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续战争,或因军费巨额开支造成滥征捐税,或因战争需要大量强制征兵、征夫、征粮,致使“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政权甚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67页。当鲍罗廷把这些问题一一分析给孙中山听之后,孙中山也承认问题之严重,因而更看出加强党的工作,以扩大群众影响的重要。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0~286页。
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恺在解释孙中山所以必须改组国民党的理由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孙先生在广州已经历三次失败,“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过去虽曾组织集体入党,但“当时以团体加入之党军,即为后日攻总统府之人。可见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也。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如有十万党员)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会议记录》(1923年12月9日),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28页。
党员多,则民众多;民众多,则足以制伏军队。这也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谈话后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而要有效地发展党员,聚拢人心,扩大宣传,实现以党治国的目标,也只能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很快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下令成立包括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共产党员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根本原因。显然,孙中山这回是真正下决心要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始全面改组国民党了。

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中山“以党治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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