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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里的“汉奸”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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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3 19:02: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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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INDENT: 2em\">三元里的“汉奸”们
<P style=\"TEXT-INDENT: 2em\">本刊记者┃何书彬、
<P style=\"TEXT-INDENT: 2em\">广州附近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
<P style=\"TEXT-INDENT: 2em\">&#8212;&#8212;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P style=\"TEXT-INDENT: 2em\">150多年前,在广州城北三元里爆发了一场民众抗英事件。这一事件当时多有流传,后来被载入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上,当地有人“抗英”,也有人“援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袭广州时,曾将一些广东人组织成苦力运输队,冒着弹雨为英军背送弹药。
<P style=\"TEXT-INDENT: 2em\">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
<P style=\"TEXT-INDENT: 2em\">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8212;&#8212;《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P style=\"TEXT-INDENT: 2em\">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P style=\"TEXT-INDENT: 2em\">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P style=\"TEXT-INDENT: 2em\">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P style=\"TEXT-INDENT: 2em\">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P style=\"TEXT-INDENT: 2em\">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P style=\"TEXT-INDENT: 2em\">■ “第五纵队”
<P style=\"TEXT-INDENT: 2em\">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P style=\"TEXT-INDENT: 2em\">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P style=\"TEXT-INDENT: 2em\">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P style=\"TEXT-INDENT: 2em\">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P style=\"TEXT-INDENT: 2em\">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P style=\"TEXT-INDENT: 2em\">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P style=\"TEXT-INDENT: 2em\">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但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P style=\"TEXT-INDENT: 2em\">随着战况的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他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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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INDENT: 2em\">本刊记者┃何书彬、
<P style=\"TEXT-INDENT: 2em\">广州附近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
<P style=\"TEXT-INDENT: 2em\">&#8212;&#8212;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P style=\"TEXT-INDENT: 2em\">150多年前,在广州城北三元里爆发了一场民众抗英事件。这一事件当时多有流传,后来被载入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上,当地有人“抗英”,也有人“援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袭广州时,曾将一些广东人组织成苦力运输队,冒着弹雨为英军背送弹药。
<P style=\"TEXT-INDENT: 2em\">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
<P style=\"TEXT-INDENT: 2em\">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8212;&#8212;《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P style=\"TEXT-INDENT: 2em\">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P style=\"TEXT-INDENT: 2em\">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P style=\"TEXT-INDENT: 2em\">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P style=\"TEXT-INDENT: 2em\">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P style=\"TEXT-INDENT: 2em\">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P style=\"TEXT-INDENT: 2em\">■ “第五纵队”
<P style=\"TEXT-INDENT: 2em\">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P style=\"TEXT-INDENT: 2em\">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P style=\"TEXT-INDENT: 2em\">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P style=\"TEXT-INDENT: 2em\">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P style=\"TEXT-INDENT: 2em\">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P style=\"TEXT-INDENT: 2em\">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P style=\"TEXT-INDENT: 2em\">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但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P style=\"TEXT-INDENT: 2em\">随着战况的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他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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