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希特勒！绝不允许猩猩向元首致敬（二）

季长征

按照纳粹当局的《报刊法》规定，各类报纸的编辑们必须遵守“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的要求。因此应该写什么样的新闻与评论，不应该发表什么样的报道，各家报刊都必须接受纳粹当局的耳提面命，由此全德国的报刊不可避免地会显出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现象。尽管德意志传统文化中有迷信权威、盲目服从的特点，德意志民族又是一个受到严密管制和生性习惯于服从权威的民族，但对这样单调划一、枯燥乏味的报刊宣传，久而久之也感到了厌倦，报纸销售量一落千丈。由于失去了读者，很多报刊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在第三帝国的头四年中，报纸的种类便下降到两千六百七十一家，减少了将近一半。

其次，希特勒与戈培尔通过纳粹美学、纳粹语言学、纳粹教育学将纳粹党文化的语言进行创造性的组合，从而形成话语情境，再由这样的话语情境，引导、改变和暗示人们的思维，从而让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法西斯主义。纳粹党文化的最大创造，就是按照种族主义的原则，把文化分为“德意志文化”和“非德意志文化”，他们极力推崇和提倡所谓“德意志文化”，极力排斥和诋毁所谓“非德意志文化”。希特勒纳粹政权所提倡的“德意志文化”，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根据希特勒、戈培尔以及纳粹理论家罗森伯格的言论和解释，所谓“德意志文化”主要是指德意志人创造的文化成果，歌颂雅利安或日耳曼血统优越的理论和作品。因此，在纳粹语言中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抽去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如“人民”、“敌人”、“德国人”、“犹太人”、“犹太杂种”、“人民群众”、“日耳曼民族”。仅就希特勒和戈培尔经常挂在嘴边的“人民”而言，仔细琢磨，不难看出这个词汇的用意，它并非仅在于其数量的不可胜数，而且更在于其道义和价值色彩。因为在统治者口中，“人民”具有巨大的道义力量和价值观念，谁拥有了人民，谁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挟人民以令天下”。因此这个“人民”到底是谁？似乎人人都心里明白，但又谁也说不清楚。每一个“自我”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人民”，但每一个人又都随时可以被人称为“人民的敌人”。正因为“人民”具有道德的制高点和道义的正当性，因而在纳粹政权下，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它；又由于“人民”词汇的整体性和群体性，每一个人都认为或希望自己应该身属其中。因此“人民”一词便在纳粹的语言中有了新的含义，即“人民”不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灭“自我”，在纳粹党文化中，人体的存在——人本身就随着第三帝国语言的灌输和强化，失去了生存的正当性。借用戈培尔自己的话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哪一个德国人感到自己是属于自己的公民。”正是在纳粹政府的哄骗、迷惑和威胁下，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所有的德国人的生活都受到了纳粹党文化的改造，产生出一种“完美的团体意识”，而这恰恰是极权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同时，纳粹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对于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总是鄙夷地称之为“犹太害虫”、“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敌人”。正是这样的文化传播，在许多德国的青少年的心目中，只有血统高贵的雅利安种族才是最勇敢、最发达的人种，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其他民族都是邪恶的、堕落的，都是寄生虫，是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这些民族苟且偷生，那也只能按照雅利安人的意志行事。

另外，纳粹语言总是用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采取“口号＋形容词”的特别语法，来吹捧领袖，宣扬纳粹的成就，鼓吹狂热的爱国主义，叫嚣侵略战争。希特勒纳粹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筑在极权主义与独裁统治基础之上的领袖原则。一方面，希特勒将德意志和雅利安种族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即是那种最优秀的有各种美德的上层入物；第二等级是既无英雄主义又无卑鄙行为的广大中间阶层；第三等级则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希特勒认为世界历史就是由少数天才创造的，即第一等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而这个“个人”就是超人，是高于一切人群之上的领袖，是民族和国家的中流砥柱。群众对领袖人物必须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对领袖不仅要忠诚，并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作为领袖不仅要统帅一切，号令一切，指挥一切，而且领袖的任何言论都是时代的最强音，是指导国家和民族命运前途的最高指示，是全社会生活的圭臬。为了贯彻领袖至上的原则，纳粹党开展了对希特勒狂热的歌功颂德的运动，几乎所有的纳粹高官都纷纷向希特勒表忠心，戈培尔在1933年在希特勒四十四岁生日时发表的讲话，更是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个创造了历史性成就并将继续接受挑战的伟人。他（也）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幸运地被全德国人民所感激和热爱，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所理解”。“他的人格魅力像魔术一样抓住了每一个曾和他有所接触之人的心……那就让我对他说，对全德国说：我的元首！百万最优秀的德国人向您送去他们最诚挚的祝福，向您奉上他们的心，以及我们，您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在您的荣耀和爱周围团结起来”。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伟大的字眼：“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振兴”、“国家高于一切”、“德国人民事业的伟大胜利”，等等。这些带有神圣光环的语汇被纳粹“党文化”重新诠释，深深地打上了法西斯主义的烙印。这些第三帝国的语言，通过各种各样的包装宣传，被潜移默化地印刻在他们的头脑中，成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用语。纳粹语言对德国人的麻痹和毒害远不止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且还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甚至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的头脑中。语言的纳粹化，实质上就是思维的法西斯化。因为，当个人的话语系统被纳粹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所替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和自由的想象力，在精神上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俘虏。

“必须清除我们曾经信仰过的东西”

著名俄罗斯诗人纳松德曾感叹道：“世界上没有比语言的痛苦更强烈的痛苦了。”这种痛苦不仅在于没有恰当的语言符号将思维外化，而且更是那种将人类最活跃的思维，用僵化的、官方化的、带有强制暴力性的语言固定化和程式化。当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用一种腔调、一种模式甚至同一种语气和口吻来表达各自不同的思想时，绝对会让人感到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就好像人们不是生活在绚丽多彩的人间社会，而是置身于受人操纵的冷冰冰的玩偶世界。

人的思想总要靠语言来表达，对语言的探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人本身的探索。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指出：“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出于无知，亦非洗脑的魔力。”在任何社会状态下，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利益的多样化和对现实生活的考虑是他们的特点。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更加关注的并非是遥不可及的“人类大同世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否有一种最低限度的维护基本人权和稳定生活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制度，以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因此，“在历史上许多黑暗的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对于第三帝国而言，要想把民众引入纳粹“党文化”的轨道，控制和统治民众的思想，在舆论宣传方面必须要有打动他们的地方。阿伦特分析说，纳粹的宣传不同于教会的宣传，希特勒的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谎言加恐怖的特点。这种邪恶性的宣传是由极权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有可供选择和判断的多种资讯。

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对未来生活的创新，在于投身公共领域去感受无限可能性以及不可预测性。而极权主义敌视个人和生活的个性，它用单一性、一致性与封闭性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和丰富性，它用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消灭了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话，消灭了自由。

希特勒上台之后，就将其宣传逐渐变成“权力宣传（power propaganda）”并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任何公民若不服从纳粹的宣传准则，轻则丢饭碗，重则进监狱。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揭示了这种宣传的实质：“它不仅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要“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按照马斯洛（A.H.Maslow 1908~1970）的理论，在生存和理性之间，生存是第一的。第三帝国将谎言与控制结合得完美无缺，效果十分奏效！这就使纳粹“党文化”的宣传既恐怖，又厚颜无耻，而且理直气壮。

二战之后，欧洲的一些哲学家转而开始对德国纳粹语言学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分析政治语言的语法和词条，探究那些曾经蛊惑过成千上万民众的空洞语言，是如何造成思想的贫乏和歇斯底里的狂热的。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对于曾经流行过的第三帝国语言，确有必要进行深入解剖，因为只要还存在奴役人的自由，还存在极权专制制度，就必然还会发生用洗脑的语言来控制人的思想的危险，还存在用谎言和恐怖将人们引入自我欺骗和自我愚昧的可能。



摘自：《书屋》2009年第5期 作者：赵刚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