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出,“史料”亡

花非花

<P class=summary>历代朝廷热衷于编史，意在“表征盛衰，殷鉴兴废”，道德评判的色彩浓重，“意识形态”的倾向明显，属于布洛赫所说的“有意的史料”，且体例基本固定，无法全面传达时代信息……

<FONT face=楷体_GB2312>作者介绍：

<FONT face=楷体_GB2312>侯旭东，现任清华大学　历史系　教授。1968年2月生。1986年至1996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6年至2008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兼及秦汉史。先后从事东晋南朝经济史、北朝民众佛教信仰与北朝乡村社会的研究。著有：《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10月。《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中国历代朝廷热衷于编史，意在“表征盛衰，殷鉴兴废”，道德评判的色彩浓重，“意识形态”的倾向明显，属于布洛赫所说的“有意的史料”，属于第一手资料的文书档案却被主动销毁。传世的史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控制、引导和限制后人认识过去的工具，并大体操纵了人们的历史记忆。

中国向以浩繁典籍称雄于世界，其中又有近三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这笔宝贵财富成为后人认识过去的基础，因而具有了重要价值。古代发达的史学也成为今人不断挖掘的宝藏，孔子、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左传》、《史记》、《史通》、《通典》与《资治通鉴》无不是其中夺目的明珠。也许是名家名著太多的缘故，前人的光辉笼罩着我们，总结大师名作的工作占据了我们太多的精力，几乎无暇细想光辉旁的黑影。其实，了解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不足与开掘古人之成绩同等重要。唯有知不足才能改进，才能提高。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汉代以来，编撰前朝史书的传统绵延不绝，形成了二十四史外加《清史稿》的正史系列。还有《春秋》、《汉纪》与《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史系列。另有《通鉴纪事本末》一类纪事本末体史书。还有许多别史、杂史、史钞、传记、方志、实录、记载历代制度的政书等等，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史料价值上看，这些史书均不是第一手资料，而是经过史家或史臣剪裁加工过的著述。国人历来自诩重视历史，不过从现代史学的眼光来看，国人所重视的只是上述成形的“史书”，并非原始“史料”，且有销毁“史料”的传统。这种销毁不限于顾颉刚先生所说的新朝摧毁旧朝的东西，更多的是本朝的主动销毁。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历代的“档案”的处理。

不久前读到韦庆远的一篇札记，考证明代黄册的流散。文中说清初黄册已成废纸，由官府按斤低价售卖。170万册一朝散尽，残存至今者极少。孑遗的若干都成了宝贝。类似的事从古到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顾颉刚在《中国辨伪史要略》（《崔东璧遗书序》）“古人缺乏历史观念”一节中列举了从甲骨到民初卖八千麻袋内阁档案、蒙藏院档案售与贩子作包糖纸诸事，黄册散失又是一例。这些多属于新朝摧毁旧朝的遗物。

中国各朝代政权因统治形成过大量的各种簿册、文书，即今天所习称的“档案”，可谓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通过正常途径保存至今的只有清代的内阁大库与个别地方官府的档案，且前者中的部分在民国初年还险遭变卖。残存的少量明代档案也是因修《明史》而幸存。如今见到的早期的文书档案或出自垃圾堆（如西北的汉晋简）、废弃品（里耶秦简、长沙三国吴简、敦煌文书），或因移作它用而遗存（吐鲁番文书），传世基本出于无意。有意放入墓葬中以求遗之后世的多为典籍（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或实用手册（日书、历谱、律令摘抄等），文书档案极少（仅见凤凰山、尹湾汉简）。从汉代情况看，当时已有定期销毁文书的制度，除存档的“故事”外，绝大多数文书13年左右销毁一次，估计秦代就应有类似的制度，在秦都咸阳集中出土大量封泥就是存在此制的重要证据。唐代则规定“依令，文案不须常留者，每三年一拣除”。文书档案不同于图书典籍，后者数千年历经“十厄”，不少亡于变乱兵火；前者则多被主动销毁。

即便是残存到后代的档案，在史书编成后也无人问津，逐渐散毁，颇有得鱼忘筌之意。唐初保存前代文书档案仍有不少，如《隋书&#8226;经籍志二》所载的前代“起居注”、“故事”、“仪注”等，待诸史问世后，“价值”消失，束之高阁，存亡与否也就无人关心了。唐代修前代史书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这些档案也是令人怀疑的。明代朝廷档案同样惨遭此厄，能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率非完帙。地方文书早就化为灰烬或移作它用而消失了。

反映人们对档案态度的另一类事情是在前代档案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编写史书是否使用这些资料。应该说多数不重视档案，唐代官方编撰的《晋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唐太宗下诏重修《晋书》，具体由房玄龄等负责，当时唐廷保存的晋代档案相当不少，见于《隋书&#8226;经籍志》的就有晋代各朝的起居注数百卷，记录朝廷各种“品式章程”的“故事”百卷左右，还有各种仪注、法令、奏事、各朝的诏书等，其他文集、人物传等亦有许多。房玄龄等实际是以臧荣绪的《晋书》为底本，以当时尚存的诸家《晋书》作补充，兼采晋代文集小说，几乎没有利用朝廷保存的上述档案资料。这部《晋书》是官方修撰的，不存在利用档案上的障碍，史官们对档案的轻贱态度不难想象。

中国多数朝代是“史书”出，而“史料”亡。历代朝廷热衷于编史，意在“表征盛衰，殷鉴兴废”，道德评判的色彩浓重，“意识形态”的倾向明显，属于布洛赫所说的“有意的史料”，且体例基本固定，无法全面传达时代信息。时人与后人关心的是能否名垂青史，留的是美名还是恶名，对于“过去”的具体过程，反而不甚关怀。属于“无意史料”的文书档案却被主动销毁，或不加善管而散失，切断了后人真切地接触过去的重要途径。古人有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之说，传世的史书成为“过去”的主要载体，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控制、引导和限制后人认识过去的工具，并大体操纵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在实现编史的目的上，没有比这再好的办法了。

相比之下，西欧人在近代以前史学萧条，却更乐于保存“史料”。现在可以看到不少9-10世纪的折叠式登记册，修道院的奴隶清单等。几十年来西方新史学的成长，在资料上得益于斯者颇多。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西方汉学家较不少中国学者更重视“档案”，研究和利用明清、民国档案的西方学者要远多于国人，成果也每每反响强烈，如黄宗智、孔飞力的大作,这大概也是文化的遗传吧。一位常去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美国学者告诉我，那里的读者的确是外国学者多于中国学者。这种反差，以及这种反差背后的史学观念与历史意识差异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