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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看领袖的用人艺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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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8 20:23: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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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读了彭红英、余世诚发表在《党史博览》上的一篇文章《历史揭秘:看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历史揭秘自然是告诉你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然而它的意义却不止这些,更重要的是给人启发,对于做好现在的事情有所帮助。那么,我们应该从“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看什么?

实事求是地看,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看环境人性的宽敞。当时是战争条件下,机断专行,不搞争论才是正常,然而作为一线军事指挥员,林彪却敢于也能够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党内军内的民主气氛是浓厚的,政治生活也是正常的,允许人们各抒己见;另一方面也说明那时的林彪也是直率和坦荡的,有意见从不藏着掖着,挑明了说。环境的宽松,人性的敞亮,造成了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才使得我们党的事业焕发勃勃生机,蒸蒸日上,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二看战略战术的配合。从毛泽东与林彪九次分歧和争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伟大战略家与伟大战术家的伟大配合。战略家考虑侧重的是对全局和长远的有利,而战术家考虑侧重的是打得赢。比如四平攻坚战,尽管打得很艰难,也很惨烈,从战术讲,付出的牺牲太大;但从战略上讲,毛泽东坚信它的牺牲却是对全局和长远有利。同时,四平攻坚战吃亏,也让林彪更加清醒,知耻而后勇,领教了国军陈明仁的厉害,也就不敢那么轻敌了。

三看问题意识的贡献。解决问题,首要的前提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有利于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分析,进而也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红军上井冈山,天天吃南瓜,又遭遇挫折,这是明摆的事实。林彪把它当做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也许认识上显得有些幼稚,但及时反映了部队真实的思想状况,也把解决这一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直接促进了毛泽东的深入思考,确实起到了抛砖引玉的实际效果。

四看实践第一的观点。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政策、方针、路线自然是从实际出发的,显然这里的“实际”也只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掌握或预计的实际,代表了实际的多数,但未必穷尽实际的一切。作为一线指挥员还会遇到新的实际,因此不能唯上唯书,只能唯实。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抗战时八路军作战方针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调整为“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指挥平型关大捷实践经验的认真汲取。

五看领袖用人的艺术。尽管林彪与毛泽东有过九次甚至更多的分歧和争论,但毛泽东却从未对林彪弃而不用。尽管毛泽东没有给林彪留下类似“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溢美之词,但毛泽东对林彪的喜爱和器重却是不同寻常。这是为什么?有三点不容忽视:其一是毛泽东对林彪带兵打仗之才的器重。其二是毛泽东对敢于公开叫板的林彪的充分信任。其三是那时的分歧和争论却也惯常,无须上纲上线。用人的艺术,实际上就是看人的眼光,容人的肚量。

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这九次---

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a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 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 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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