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看领袖的用人艺术（上）

程世高

日前，读了彭红英、余世诚发表在《党史博览》上的一篇文章《历史揭秘：看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历史揭秘自然是告诉你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然而它的意义却不止这些，更重要的是给人启发，对于做好现在的事情有所帮助。那么，我们应该从“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看什么？

实事求是地看，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看环境人性的宽敞。当时是战争条件下，机断专行，不搞争论才是正常，然而作为一线军事指挥员，林彪却敢于也能够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党内军内的民主气氛是浓厚的，政治生活也是正常的，允许人们各抒己见；另一方面也说明那时的林彪也是直率和坦荡的，有意见从不藏着掖着，挑明了说。环境的宽松，人性的敞亮，造成了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才使得我们党的事业焕发勃勃生机，蒸蒸日上，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二看战略战术的配合。从毛泽东与林彪九次分歧和争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伟大战略家与伟大战术家的伟大配合。战略家考虑侧重的是对全局和长远的有利，而战术家考虑侧重的是打得赢。比如四平攻坚战，尽管打得很艰难，也很惨烈，从战术讲，付出的牺牲太大；但从战略上讲，毛泽东坚信它的牺牲却是对全局和长远有利。同时，四平攻坚战吃亏，也让林彪更加清醒，知耻而后勇，领教了国军陈明仁的厉害，也就不敢那么轻敌了。

三看问题意识的贡献。解决问题，首要的前提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有利于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分析，进而也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红军上井冈山，天天吃南瓜，又遭遇挫折，这是明摆的事实。林彪把它当做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也许认识上显得有些幼稚，但及时反映了部队真实的思想状况，也把解决这一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直接促进了毛泽东的深入思考，确实起到了抛砖引玉的实际效果。

四看实践第一的观点。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政策、方针、路线自然是从实际出发的，显然这里的“实际”也只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掌握或预计的实际，代表了实际的多数，但未必穷尽实际的一切。作为一线指挥员还会遇到新的实际，因此不能唯上唯书，只能唯实。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抗战时八路军作战方针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调整为“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指挥平型关大捷实践经验的认真汲取。

五看领袖用人的艺术。尽管林彪与毛泽东有过九次甚至更多的分歧和争论，但毛泽东却从未对林彪弃而不用。尽管毛泽东没有给林彪留下类似“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溢美之词，但毛泽东对林彪的喜爱和器重却是不同寻常。这是为什么？有三点不容忽视：其一是毛泽东对林彪带兵打仗之才的器重。其二是毛泽东对敢于公开叫板的林彪的充分信任。其三是那时的分歧和争论却也惯常，无须上纲上线。用人的艺术，实际上就是看人的眼光，容人的肚量。

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这九次---

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a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 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 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