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第三位干女儿是谁？她为何鲜为人知？

程世高

周恩来的第三位干女儿是谁？她为何鲜为人知？

没有亲生子女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却把爱洒向了更多的孩子。在他们的三位干女儿中，有一位一直不为人所知，她就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革命挚友谌志笃的大女儿谌曼里。如今，她的妹妹谌曼玲为我们揭开了岁月的面纱，让我们回到那段已尘封六十多载的记忆中，一睹这朵盛开在战争烽火中的戏剧小葩，感受烽火年代中周恩来夫妇与她的深厚亲情。

伟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为革命、为国家、为人民操劳一生，没有留下自己的亲生子女。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抚养过许多革命烈士的子女和那些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的子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抚养过社会孤儿和自己亲属家的后代。由于岁月的流逝，他们抚养的那些孩子有多少？这些孩子在他们身边的时间有多长？这些人们关心的事情已很难弄清了。他们夫妇对烈士和同志的子女、对社会孤儿、亲属后代的关心抚养是“超越血缘关系的爱”，这也是这对夫妇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认过一个干儿子和三个干女儿。干儿子是周恩来的堂姑表侄儿王戍，现仍健在。干女儿有社会熟知的叶扬眉、孙维世，前者是北伐名将、后曾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的大女儿，1946年4月8日在随父亲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与父亲及同机人员一同遇难;后者是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最早屠杀的一批革命者之一、共产党员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不幸的是在“文革”期间被江青、叶群迫害致死。还有一位却不为人所知，这第三位干女儿到底是谁？许多周恩来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周家亲属，都没人说得清。

拨开尘氛 馨远益清

在周恩来嫡长侄女、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图文版）第157页上，记述邓颖超在“文革”期间得悉孙维世被迫害致死后对周秉德说的一番话:

秉德呀，你知道吗？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人家有人说我和伯伯有多少多少干儿子、干女儿。哪有那么回事？其实我们真正认了的，就只有三个干女儿，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叶扬眉，小小年纪就与他父亲乘飞机时遇难了;一个是在延安时，下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了;只有维世跟我们时间长、感情深，现在又死得这样惨！

邓颖超没有说明另外一位干女儿的名字，史学界能知道的人也就不多。其实，周恩来、邓颖超的这位干女儿名叫谌曼里，是我的嫡亲大姐，她原名贻蕙，曼里是后改的名字。

我的父亲谌志笃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革命挚友，曼里大姐是他的大女儿。父亲号石僧或释孙，生于1893年，1916年从贵阳考入天津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学习。在伟大的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与周恩来相识相知，他们共同组织了天津的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在觉悟社中，父亲抽签成员代号为50号，因此他的代号为武陵。后来他的印章也多用“武陵”，直到今天，我还收藏着父亲的这枚“武陵”印章。

我的老家是贵州省西北隅的织金县。大姐曼里生于1922年，比我整整大25岁。据父亲说，她是在贵阳出生的。父亲是个文化人，他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都是到外地求职谋生，所以，曼里大姐从小就随父母东迁西涉。她7岁时，父亲在南京谋上一份差事，她便在南京开了蒙学。1931年随家人返回贵州，进了贵阳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读书，13岁时顺利毕业。由于她性情活泼，喜爱活动，又聪明好学，在学校是高材生，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我们的父亲一直喜爱京剧，大姐和我们都受到他的影响。曼里姐姐从小就十分爱好文艺，在上学之余，她经常阅读文艺书籍，在她身上体现着深厚的艺术潜质。

艰难时世 难忘成长

大姐曼里成长的年代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不断的艰难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其扩张的野心，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自此，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特别是广大热血青少年，更是抑制不住一腔怒火，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贵州也概莫能外。许多青年都报名从军，志愿奔赴抗日前线，杀敌保国。曼里大姐当时虽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但她在父母的影响下，也毅然走出校门，登上北去的汽车，来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重庆。当时我父亲在贵州锦江谋生，知道爱女到了重庆，便立即赶到姐姐那里，将她送到设在重庆的涪陵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护工。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将士浴血抗敌，而后方一些贪官污吏不思报国，继续过着奢靡不堪的生活。曼里姐姐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不能容忍自己终日无所事事，便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相约几位女友登上轮船，沿江东下，来到离抗日前线较近的汉口，投奔到国民政府的102师，时任该师师长为柏辉章。

在柏师数月之后，台儿庄大战爆发，但中国军队在取得大捷后终因日寇势众，徐州失守。随后，日军移师西犯，上级调柏师前往迎战。战斗十分残酷，102师挡不住日军的凶蛮攻势，全师溃败。曼里大姐失去了部队保护，不得不夺门跑出。慌不择路，一直跑到了河南省开封市东南的杞县境内，徘徊在荒郊野外，饥寒交迫。所幸遇上102师的曹副官长，才将大姐他们带回汉口。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为长江局副书记。到1938年秋冬，南京、上海已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起初拟迁武汉，一时，武汉三镇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当时我的父亲正在武汉，他和周恩来很快就取得了联系，周伯伯聘我父亲为他的秘书，授予我父亲上校军衔。

父亲得知姐姐曼里在柏师的遭遇后颇为心疼，就找到她，把她直接带到周伯伯和邓妈妈那里。这时已是1939年的夏天了。周伯伯和邓妈妈一见我姐姐曼里身体健壮，聪明美丽，谈吐脱俗，就非常喜欢她，提出收曼里姐姐为义女。我姐姐和父亲也都欣然应允了周伯伯和邓妈妈的提议。这样，姐姐曼里就留在了周伯伯和邓妈妈的身边。

周伯伯、邓妈妈认了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儿后也十分高兴，邓妈妈把姐姐带到延安，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因姐姐积极进取，不断追求进步，不久就被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的培训班，并在这个培训班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仅18岁。

1940年夏天，姐姐生了病，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还比较差，为怕病情加重而发生意外，周伯伯和邓妈妈安排曼里姐姐从延安转到重庆治病。这是姐姐和父母、周伯伯、邓妈妈一起团聚的几个月。这时的姐姐在我父亲眼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而是一个有着坚定理想和崇高信仰的成熟革命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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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拳之心 芳熏文艺

1941年年初，蒋介石不顾国际形势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共两党不断的摩擦纷争中，蒋介石下令改组国民政府军委会，免去了周恩来所兼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重庆的政治形势陡然恶化起来，周恩来伯伯一方面对当时南方局的同志进行气节教育，另一方面对当时在渝的大批共产党干部进行了悄悄地疏散。当时我父亲因我祖父去世，离开重庆到贵州奔丧;姐姐曼里就回到了延安，继续她的革命事业。

姐姐不仅酷爱学习，政治上不断进步，而且在延安这块革命圣地，她的艺术才华也得到了展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仅物质生活很艰苦，文化生活也十分匮乏。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华人华侨中的许多有志有为的青年奔赴延安，他们在政治上有了明确的方向，也希望在文化上有所享受和表现。姐姐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41年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之余，报名参加了延安业余剧团的演艺活动，那也是她从事文艺事业的开始。

“是不是窑洞要坍塌？！”我们几个男同志一边议论一边喊叫最上一孔窑洞内的女同志，她就是谌曼丽。曼丽听到我们紧张的喊声，身上披了一件翻毛大衣跑了出来。这时，那“唰唰唰”的声音更大更急，猛然听到“嘎嘣”一声，中窑内的灯随之熄灭了，支撑窑洞的主木梁断了，我们立即大喊“快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转身的一刹那，崩塌的山土已冲压下来，我被完全地埋到土下。经跳崖逃得性命的人的呼喊，惊动了京剧研究院的同志们。他们抄起大生产时用的钁头、铁锨，提着马灯，从没路的地方拼命爬上山来救人。我的头因靠近斜坡埋得很浅，又没有被从上面滚下的大土块砸着，同志们很快就把我给刨了出来。我刚得救就告诉他们，在我身边不远还有两个人呢。同志们一听，又奋力把另外两个人从土下刨了出来。当时这两个人已经没有了呼吸，人们大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并紧急为他们做人工呼吸，直到医院的大夫赶到现场，这才确证他们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牺牲的这两位都是有志有为的青年。他们一个叫张福兴，河南人，平时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很用功。另一位就是谌曼丽，是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大姐的干女儿。她是邓大姐带到延安来的，演话剧很有名。曼丽牺牲后，邓颖超大姐还专门找了曼丽的丈夫金紫光同志，表达自己极度的伤心和哀痛。

据我父亲1950年为姐姐所做的《烈士谌曼里传略》说，1946年1月，首次政协会议（指国民党时代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的时候，他接到邓妈妈写给他的一封信，说曼里和其他几个人在1945年10月31日夜在延安遭遇山崩而不幸牺牲，有关方面已为她开了追悼会并已安葬于延安郊区。邓妈妈还特别表达了她对曼里保护不力的自责和伤悲，同时也转告了周伯伯对失去曼里这样一个好女儿的惋惜。



周伯伯和邓妈妈不仅在姐姐牺牲时表示了他们的哀痛，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没有忘记他们这个心爱的女儿。1953年5月，邓妈妈专门为姐姐做了一份简历，详述了姐姐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这份简历是邓妈妈的秘书陈楚平手录的，至今还在我的手中保存。

1960年4、5月间，周伯伯出访印度、尼泊尔和柬埔寨，中间有个在国内短暂停留的时间。周伯伯出访时邓妈妈并没有同行，但周伯伯到贵阳后特意相约邓妈妈来贵阳，并通知我父亲一起在贵阳省委招待所相会。这是三位“五四”运动时的老战友十几年以后的又一次相聚。他们在畅叙别后思念时也谈到了姐姐当年的不幸，表达了留存在他们心间的惋惜伤痛之情。

是年8月，周伯伯、邓妈妈邀请父亲、二姐曼蜀和我一起到北京中南海他们家中作客。我们一家父女三人在贵州省委统战部有关同志陪同下进京，周伯伯并于8月12日那天傍晚，在西花厅会见了我们父女三人。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以忘怀的一天。快半个世纪过去了，周伯伯和邓妈妈那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永远挥之不去。

1963年，北京京剧团准备赴港演出。周伯伯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专门接见了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张君秋、裘盛荣、赵燕侠、肖甲等19人。陪同周伯伯接见的还有廖承志、夏衍等领导人。接见前，剧团领导向周伯伯一一介绍被接见人员。介绍刚结束，当时也在座的邓妈妈就问肖甲:“你就是和曼丽一起被窑洞埋下的肖甲吗？”当她听到肯定的回答后，还特意询问了肖甲那次被压后有没有留下后遗症。邓妈妈触景生情地又想到了她的女儿谌曼里，向人们表达着她们那无法割舍的母女情深。须知，当时我姐姐已去世18年了。时光荏苒，亲情却在牵挂中历久臻醇。

斗转星移，岁月匆匆。我的大姐谌曼里离开人世已经64个春秋寒暑了。64年前，姐姐因为赴华北解放区华北文艺工作团工作，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寄养在延安一位老乡家中。她牺牲后，周伯伯、邓妈妈和我父亲都曾多方寻找过她的这两个儿子，终因时局维艰，寻找未果。前些年我家人互相打听寻找，也未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现在，我们都已进入老年，我们的这两个小外甥今年也已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你们安在？（谌曼玲 提供资料 秦九凤撰稿整理）

摘自《红岩春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