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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闻轶事] 《共产党宣言》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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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31 23:55: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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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曾经有很多著作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古代的《论语》、《道德经》等。那么,在近代,特别是近一百年来,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最重要著作是什么?我想,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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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恩格斯

  一、《共产党宣言》在西学东渐潮流中来到中国
  《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文字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年2月传入中国的。它编译过程是在1898年,到今天刚好110周年。
  大家知道,1898年是戊戌变法之年。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如果说1894年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不能只在社会的“器物”层面改造中国,还必须在“制度”层面改造中国。那么,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则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在中国,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走革命道路。所以,在1898年前后,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有识之士到了西方,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思潮。《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
  1899年2月到4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叫“大同学”,它是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文章在中国的刊物中首次提到“马克思”、“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文章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里说马克思是英国人有误,因为马克思是德国人,只是长期生活在英国罢了。接着又写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里援引的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一段话,现在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在同年出版的《大同学》一书的第八章,恩格斯的名字也被提及。书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即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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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2月到4月,《万国公报》连续刊发了“大同学”文章,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


  在这里,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起了重要作用。李提摩太是英国威尔士人,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先在山东、山西,后又到天津,还曾任天津《时报》主笔。1877年,上海成立了西方基督教在华的第一个文化机构——广学会(1894年前叫同文书会),创办人是英国苏格兰人韦廉臣。1891年韦廉臣去世,李提摩太遂继任广学会总干事,直到1916年回国。在他的策动下,广学会出版了许多传播西方文化的书籍、报刊,《万国公报》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报纸(形似刊物)。李提摩太的思想对当时先进人士影响颇大。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与李提摩太有直接关系。梁启超曾经当过李氏的中文秘书。光绪皇帝也非常喜欢读李氏出版的书籍和《万国公报》,曾购买西学书籍129种,其中的89种由广学会出版,可见当时李氏影响之大。也正为此,光绪曾赐予李提摩太三品顶戴亦即三品官待遇。孙中山早年也与李提摩太有过交往,1894年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给李鸿章的上书即《上李傅相书》。
  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的传入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当时影响学界、出入政坛的李提摩太,在传教的同时将流行于欧美的社会改良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到中国,决非偶然。当然,他也决非自觉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将其作为众多社会主义学说之一只言片语地传入中国的。
  19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流亡欧洲时,也曾学习和研究过《共产党宣言》。
  孙中山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在英国留居近一年,其间,曾常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里,孙中山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动情况,并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对此,宋庆龄曾多次讲到,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讲得最精彩:“就在这一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共产党宣言》思想。如1903年2月15日,由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上,发表了革命派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章写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很清楚,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思想。1905年8月,孙中山从欧洲回来后,便在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同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先后在《民报》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比如1906年,宋教仁署名勥斋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无政府主义派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认为《共产党宣言》是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之入门书,不得不研究。于是有关《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便不断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杂志《天义报》上。比如1908年3月15日,刊载了刘师培署名申叔写的《〈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译序。
  中国社会党与《共产党宣言》的传入也有一定联系。1912年6月2日,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第2期发表了煮尘重治作、势伸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文章对马克思的生平、《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主义宣言》)作了介绍。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是由自发翻译介绍到自觉研究介绍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李大钊。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1918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在第16号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成舍我(署名舍)。他还在1919年5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的第五、六部分介绍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该文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
  在五四运动前后,还有许多介绍讨论《共产党宣言》的文章。特别重要的是,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问世,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新时代的序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是旧的封建制度崩溃、新的社会道路选择的时代。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作了各种尝试,进行了各种理论选择。《共产党宣言》及其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传播进来并最终被确定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的。
  二、《共产党宣言》完整译本在中国的传播
  《共产党宣言》的完整中文译本在中国的传播有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就目前所知,共有12个译文不完全相同的中文译本。
  从1920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出版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书有6个完整的中文译本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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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我国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

  第一个是陈望道译本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陈望道翻译、并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出版的,所依据的是日文本和英文本《共产党宣言》。
  关于陈望道译本第1版的出版时间长期以来没有定论,或认为是1920年4月,或认为是同年5月。可喜的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澄清,陈望道译本第1版的出版时间是1920年8月,而且是8月17日以前。因为我们在1998年创作拍摄《共产党宣言》电视片时发现了俞秀松1920年6月27日写的关于校对这本书的日记,以及同年8月17号维经斯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给共产国际的关于《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已经出版的信件。
  关于陈望道译本第1版珍藏量问题过去也有争论。通过我们调研发现,目前至少有11册,分别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党的“一大”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延安革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山东广饶市博物馆、浙江上虞县档案馆、温州图书馆。
  陈望道译本第1版属竖排版,小32开;全书用3号铅字刊印;封面是水红色,中央印有大幅马克思半身坐像(亦即《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中的肖像)。该书印出后,因发现将书名印错,把《共产党宣言》印成《共党产宣言》,故立即改印,并将水红色改为蓝色。因此现藏8月本实际是两个版本。8月版印数很少,只有千余册,很快就赠售一空。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一经出版,便受到中国先进分子的热烈欢迎。在以后的20年中,该译本曾一再翻印,广为流传,对后世影响重大。
  第二个是华岗译本
  这是由我党理论家华岗翻译并于1930年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译本。这是我们党成立后组织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华兴书局是我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它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包围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华岗译本就是其中之一。初版的华岗译本采取了伪装本的形式,书名为“《宣言》”,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内容包括:《共产党宣言》、《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1890年序言》。这三个序言是《共产党宣言》的三个德文版序言,是首次与我国见面。该译本的后半部还附有《共产党宣言》的英文全文,这也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英文本《共产党宣言》,采用的是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宣言》在我国也属首次,更利于《宣言》思想的准确传播。
  1930年3月,华兴书局又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出版了署名潘鸿文的《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该书除收入了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上述三篇序言外,还收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在该书中,《共产党宣言》改名为《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宣言》。不难看出,该书的译者和编者对《共产党宣言》已有了很深的研究,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有了充分的认识。
  第三个是成徐译本
  这是由成仿吾、徐冰翻译并于1938年在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这也是在解放区由我党公开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1938年,成仿吾在延安陕北公学任校长,徐冰在《解放日报》任编辑。这一年中央宣传部得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让他们翻译。于是,他们把书分成两部分,成仿吾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利用业余时间译出。同年8月该译本首次在延安刚成立的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出版;9月,便在武汉和上海由我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房等出版。
  该译本的特点很明显。它第一次在书前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标准像,这对人们直观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有重大意义。该译本语言更规范,表达更准确,除竖排版外,还有横排版,开始向现代书籍形式过渡。成徐译本在抗战时期传播很广,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广为传播,在国统区也传播很广,甚至还流行到敌占区。
  第四个是陈瘦石译本
  这是非共产党人陈瘦石于1943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翻译出版的。这个译本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可喜的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其庐山真面目。我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国
  家图书馆见到两册陈瘦石译本,方知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原因,原来该译本没有注明出版时间、地点等,加之人们对陈瘦石其人了解甚少,故而对该译本几乎没有研究。陈瘦石译本很有特点:64开,竖排版,封面中央是书名《共产党宣言》,左上部有红星,红星下边是中国共产党党徽,右部是“陈瘦石译”字样;全书用铅字印刷,纸质很劣。
  现已查明,陈瘦石译本摘自《比较经济制度》一书。《比较经济制度》的原著者是美国人洛克斯和霍德。1938年8月二人合作写完此书,同年由哈普尔公司出版。该书由陈瘦石翻译,中文译本于194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全书分两卷,卷附录中收入《共产党宣言》全文。译者陈瘦石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908年,192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192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英语系。1933年毕业后在资源委员会任秘书,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不少作品。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国外局工作,1976年去世。
  陈瘦石译本或许算是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版本。译者的目的只是将它作为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参考资料,因此《比较经济制度》一书才得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出版(《比较经济制度》封底上印有“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第3400号)”。但该译本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共产党宣言》的作用。
  第五个是博古译本
  这是由我党理论家博古翻译并于1943年在延安出版的。当时为了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大量出版马列原著,1942年中央决定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当时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成员,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译了一篇序言即《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首次出版了博古校译本。是年,中共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必须学习五本马列原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博古译本成为干部必读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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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由博古翻译。

  博古译本的特点是,序言增加一篇,共四篇序言,译法更接近于现代汉语;尤其是出版发行量极大,自1938年到1949年估计在几百万册。可以说,博古译本是建国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
  第六个是莫斯科译本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宣言》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内容包括《宣言》正文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此书写的全部七篇序言,还包括编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修改和补充《宣言》观点的说明。可以说,该译本是当时内容最全、翻译质量最高的一个本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同时为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中央宣传部成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不久,中央决定成立了“列宁著作编译局”。1953年1月,毛泽东同志批准,把原来两个翻译机构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其主要任务是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中央编译局同志和我国理论界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建国后,《共产党宣言》有六个新译本先后问世。其中,有五个是由中央编译局重新译校的:一是1958年译本,是在莫斯科译本基础上修订的,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4卷。二是1964年译本,根据德国柏林狄茨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德文原文本,并参照英文、法文、俄文各版译文和国内出版的各种中译本,对译文重新作了校订。初版为单行本,后收入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民族出版社也先后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五种文字出版了该译本的少数民族版文本。盲文出版社还出版了盲文版。三是1978年译本,初版收入1978年中共中央党校所编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四是1995年译本,收入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五是最新译本,收入即将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这是《共产党宣言》迄今在我国编译的最新版本。建国后还有一个译本是成仿吾新译本,是成仿吾根据德文重新译校的,于1978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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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1964年版译本,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为了纪念这部著作,中央编译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创作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共产党宣言》纪念版和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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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期的陈望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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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因受十月革命影响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受五四运动感召回国。先是在浙江一师任语文教员,后因闹学潮辞职回到家乡。正是在家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间小柴屋内,陈望道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翻译了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为什么要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因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人的推动。陈独秀是《新青年》主编,当时还比较进步的戴季陶是《星期评论》杂志的编辑,他们二人分别为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英文本和日文本,让他翻译,并准备在《星期评论》刊载。
  1920年3—4月间,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在《星期评论》刊载。但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该刊便停刊了。恰在这时,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上海不久,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部也叫共产党(即后来所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是书记。研究会想出版陈望道译出的《共产党宣言》,又苦于无经费。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并商谈中国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知道后非常重视,便资助研究会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不久,《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在这里问世了,时间是19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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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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