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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几个学术和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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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1 15:20: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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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思平

【本文摘自】《军事历史》(京)2002年05期第72~78页

【作者简介】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员

【关 键 词】抗日战争史/学术热点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02)05-0072-07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贡献。本文仅就抗日战争中的几个学术和热点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读者。
    一、七七事变应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爆发的起点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主要代表性的说法有:1931年说、1937年说、1939年说和1941年说。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由于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以1939年说处在主导地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中国史学界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尤其是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中国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机联系出发,把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研究。从而明确提出,应把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全国性爆发的七七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爆发的起点。这一观点的确立,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进一步提高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此,笔者持有相同的观点。
  战争的实践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大相径庭。首先,从大战时的世界中心地位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大战的策源地、主要战场和世界矛盾焦点,均在欧洲,而且行动统一,起止时间基本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在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和西方民主国家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条件下,由分别在亚洲、欧洲形成的日本和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战争策源地,为争夺世界霸权先后在东方与西方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在规模上大得多,但不像一开始就是大打全面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沿着由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的轨迹发展的。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世界东方点燃了第一把战火。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七七事变,由局部侵华战争演变为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在东方爆发。1939年,德国突袭波兰后,欧洲战争也演变为全面战争。继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遂演变为全球规模。1945年5月和9月,随着同盟国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德、意、日相继投降,战争先后在西方和东方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
  其次,从当时的世界主要矛盾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是同盟国与协约国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主要是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一场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之间的矛盾不断上升,以1937年德、意、日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标志,法西斯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因此,在此期间及其以后,无论是哪个法西斯在哪个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都应视为世界大战的开始。日本为了实现南进或北进、进而称霸亚太地区的战略,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首先在中国将局部战争推向全面战争,于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成为日、德、意轴心国实施全球侵略计划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全国性抗战爆发。因此,七七事变无疑应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爆发的起点。
    二、国共两党主张和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之比较
  实行持久战,是中国人民进行全国抗战,进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总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都主张和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但并不等于国共两党对这个问题的主张和实践是完全一致的,彼此之间既有相同点,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和分歧。从总体上来说,相同点是主要的。
  国共两党关于持久战战略总方针问题的相同点,主要是:第一,关于确立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客观依据。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分别在著名的《论持久战》和主张持久消耗、以空间换时间的一系列的言论中,对日中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相互矛盾和相互联系的基本特点,都作了全面的论述,是具有共识的。但国共两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是不同的。同时,蒋介石等人忽视了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等进步因素的存在。第二,关于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主要特征。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其实质,在于通过长期战争逐步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共产党主张,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是十分明显的,必须通过长期抗战,积小胜为大胜,积蓄力量,由敌强我弱转为力量平衡、再发展为我强敌弱,最后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亲英美派等,虽然几度幻想依靠外援,主张速胜,但从中国抗战的全过程来说,也是认为须抱定3年至5年如一日的精神,中国抗战的胜利只有在持久奋斗中求取。第三,关于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军事目的。国共两党坚持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军事目的,都是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多次明确表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胜利和解放。国民党内虽然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散布过“亡国论”,并且亲英美派多次出现妥协和投降倾向,但其主导方面是主张勇于牺牲和抗战到底的。广大国民党左派和爱国官兵,英勇抗战,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同时,国共两党在持久战战略总方针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不同之点。首先,国共两党抗战奉行的抗战路线不同。国民党推行的是一条单纯依靠外援、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实行的是一条依靠、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主张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制定并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次,国共两党抗战的倾向不同。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抗战是比较积极的,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逐步走向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道路,多次出现妥协和投降倾向。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如一的坚持抗战到底。在全国抗战初期,发挥了先锋队和战略支队的作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对于打败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中流砥柱和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国共两党主张持久战的战略阶段不同。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先后以南京、徐州和武汉失守,作为划分战略阶段的标志。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后,则把中国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时期和战略反攻时期,或称第一和第二时期。这样,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不赞成三段论,就把战争的持久与长期性变成完全抽象的东西了。共产党认为,持久战的持久和长期性,具体表现在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3个阶段中。其中,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恰恰是实现持久战战略总方针、转变时局的枢纽。最后,国共两党主张进行持久战的政治目的不同。国民党进行持久战、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最后政治目的是恢复旧的统治秩序,企图把中国拖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共产党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是一致的,争取中国抗战的最终政治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三、抗日战争前期的我军军事战略转变问题
  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人民军队,果断地实行了由国内正规战争为主向抗日游击战争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实行这次军事战略转变的依据是什么?怎样实现的?其意义如何?
  抗日战争前期的军事战略转变,实际上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开始的。这次军事战略转变,是具有客观依据的。首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成为这次军事战略转变的政治前提。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内和平的基本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这样,国民党军由敌军变为友军,日本帝国主义遂成为国共两党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其次,符合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要求,是军事战略转变的最高准则。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主要特征和实质,是通过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逐步改变中日力量的对比,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方针,不仅适用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而且对处在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论述这次军事战略转变时指出:“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5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告诉我们:一是要转换作战样式,变国内正规战争为抗日游击战争;二是要改变兵力使用方式,变正规军为分散的游击军。抗日战争前期,以这两条为标志的军事战略转变,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8月至11月太原失守,为开始实行的阶段。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正式确定要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其方针是: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正规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随后,毛泽东则完整地表述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同上书,500页)在这一阶段,八路军在日军的翼侧和后方地区,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直接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虽开始分散作战,但基本上是运动战,部队也大多是以师、旅和团为单位,实行集中使用。第二阶段,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至1938年4月,为军事战略转变基本实现的阶段。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体地位。八路军除以一部兵力着手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外,以主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分兵发动群众,迅速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初步解决了战略基地的问题。同时,原来集中使用的正规部队,也组成许多独立性很大的分散活动的游击支队。第三阶段,1938年4月至1939年3月八路军完成在平原的战略展开,为军事战略转变全面实现的阶段。这一阶段,八路军依托山区,先后以一部兵力和第115、第120和第129师主力挺进冀、鲁、豫平原地区。至此,开展了包括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和豫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胜利完成了在整个华北的战略展开。与此同时,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初步完成了在华中的战略展开。这样,八路军和新四军相互策应,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密切配合,山区与平原的游击战争溶为一体,全面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为主向抗日游击战争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
  这次军事战略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善长的游击战成为与日军作战的主要形式,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大大提高了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通过开展广泛、分散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人民抗日的积极性。铁道游击队、水上雁翎队、平原游击队和敌后武工队,层出不穷。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各显神通,造成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第三,造成了广阔的解放区战场,成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与向日军进行反攻的战略出发地。不仅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而且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四,如何看待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部队长期分散成若干支队和小部队,甚至在敌后严重困难时期,实行了主力地方化,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进行正规化建设。与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相比,存在着程度上很大的差别,但这只是高低不同,而不是一个有无问题。
  在全国抗战的前期和后期,八路军都曾进行过正规化建设。对于这一点,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具有充分根据的。在全国抗战前期的1939年至1940年,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多次发出指示和训令,明确提出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问题。早在1938年2月1日,八路军总部和野战政治部就发出整军的训令,要求各部队针对暴露和出现的忽视政治工作、纪律松懈与军阀主义倾向,提出加强党支部领导,建立军事、政治和共产党的工作制度,严格党的纪律等。毛泽东于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整理现有军队和增编新的军队,加紧教育训练,加强政治工作,把游击队和游击战争逐步提高到正规军与正规战争的道路上去。1939年2月11日、6月23日和1940年2月21日,八路军总部多次发出整军的训令,规定了目的、目标、方法和要求,明确提出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各部队结合实际情况,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整训和后勤工作的整顿,提高了军政素质和后勤保障工作能力。另一方面,以强带弱,新老搭配,压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尽量保持原建制和适当照顾历史关系,全军进行了整编。第115师新编了7个教导旅,第120师新编了2个独立旅,第129师新编6个旅,八路军共约170个团、达40万人。诚然,由于过多地编并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发展太快,给尔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对于整军所取得的成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是主流。
  在全国抗战后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再次提出八路军正规化建设的问题。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规定了整训的目的、对象、内容、时间、方法和要求。8月至9月,中共中央军委的高干会议在提出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时,认为在组织形式上多编组团、师和集团军,扩大炮兵、工兵和坦克兵。尤其是第一次提出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改称为解放军。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任务》的演说中,强调扩大军队,整训正规军、游击队、自卫队和民兵。1945年4月至6月的中共七大,强调大力组织主力兵团。8月11日和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提出迅速组织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与“野战兵团”。在全国抗战后期,八路军不仅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和政治整训,而且大力组建主力兵团和野战兵团。晋察冀军区、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各部队,已经开始组建野战团队和野战师、旅等。这样,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五、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和历史评价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以100余个团在华北地区对日伪军发动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故称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多年来对有关的几个问题众说纷纭,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百团大战结束的时间如何确定?
  百团大战结束的时间,这是一个史实问题,而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本应该不需要争论的问题,却至今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是:1940年12月5日。迄今为止,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持有这种习惯看法。这个时间,恰恰是八路军总部于12月10日公布的部队战绩的下限时间即12月5日,并且认定百团大战共进行了3个多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确定为1941年1月下旬,百团大战共进行了5个多月。作者认为,后者更为科学和符合实际。这里,并不是说习惯的一切看法都不对,但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1940年12月5日,恰与太岳敌后军民反“扫荡”结束的时间一致。实际上,百团大战仍在进行中,正处在反对日军“扫荡”的百团大战的第3阶段。晋察冀敌后军民反“扫荡”最后结束的时间是1941年1月4日。晋西北敌后军民反“扫荡”最后结束的时间是1月24日。因此,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12月10日公布的战绩,应视为是百团大战两个多阶段的战绩,而不是整个百团大战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不完全的战绩统计。12月5日,作为整个战役结束的时间是不符合实际的,应确定为1941年1月下旬。不言而喻,百团大战共进行了5个多月。
  (二)关于百团大战历史评价的争论
  百团大战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主要交通线,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华北方面军推行的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和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地位。然而,对于这样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百团大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这一阶段,正是百团大战进行的时间,从中共中央到中央军委、从八路军总部到各战略区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盛赞百团大战。即使个别领导人,指出战役中出现的发动群众、作战协同等一些问题,也没有涉及到是否违背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根本问题,更没有与以后出现的敌后严重困难形势联系起来。这一阶段,对百团大战是充分肯定的。
  第二阶段,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百团大战以后,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影响和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仅至1942年年底,八路军由40万人减至34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干部损失很多。从1943年起,八路军总部和参加百团大战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把华北敌后抗战出现的一些困难与百团大战的发动联系起来,指出八路军力量暴露和元气受伤等一些问题。从总体上看,从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从中共中央军委到八路军总部及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虽然也谈到百团大战的一些消极方面的问题,甚至一度出现从根本上否定百团大战的问题,但仍是个别现象。这一阶段,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是非常客观的,也是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
  第三阶段,1959年庐山会议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总称。在会议期间,由于彭德怀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行,因而他所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也被全面否定。在会议的发言中,横加指责百团大战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错误的,违背了毛泽东的基本上是游击战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减轻了日寇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压力,使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对彭德怀的残酷迫害,批判升级,他所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被进一步否定,甚至有人说: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彭德怀自述》,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这一阶段,对百团大战是全面否定的。
  第四阶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这一阶段,为重新基本肯定阶段。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对彭德怀的平反,在党史界、军史界和当年参加作战的一些老同志,逐步展开如何评价百团大战的问题,重新肯定了百团大战。同时,也应指出百团大战尤其是第二阶段,八路军进行了与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过多地消耗了抗日军民的力量,给尔后抗战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一阶段,对百团大战又恢复为基本肯定。
    六、如何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问题
  战略反攻,一般是指战争的一方在战略防御的最后阶段,对进攻之敌实施的战略攻势行动,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过渡形式,带有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从矛盾论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特殊性。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战略防御阶段就已经结束、遂进入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最后又没有战略进攻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从何时开始,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直到最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得到改变,不具备战略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的阶段也就没有到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攻势行动,在性质上是属于战役、战斗的进攻,而不是战略反攻。至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受到同盟国的冷遇,因而放弃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反攻的打算。后来,国民党政府在同盟军胜利的鼓舞下,虽然发出过反攻的号召,并且制定了代号为白塔的总反攻计划,但始终没有全区的战略反攻行动。从而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没有到来。即使承认有战略反攻,也认为从毛泽东于1945年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至日本帝国主义于9月2日签字投降,只有20多天的时间。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认为应从1944年算起,笔者对此持有相同看法。众所周知,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两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从国际上看,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9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形势已经具备了战略反攻的条件。1943年下半年,同盟国开始反攻作战,意大利法西斯垮台,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停止了战略进攻。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在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苏军发动十次打击,取得了对德国的决定性胜利;美英盟军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经过若干攻岛作战和轰炸日本本土,已危及日本本土和海上交通线的安全。1945年上半年,德国投降,美军逼近日本本土。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使日本法西斯投降。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灭亡。不言而喻,也大大推动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进程。
  中国战场包括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战略反攻分为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这恰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所在的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3年下半年,敌后战场发动的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同时,国民党军进行了缅北作战。从而,为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反攻向全面反攻过渡创造了条件。1944年,虽然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又一次出现了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败,但敌后战场的反攻势头强劲。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英、美同盟军的协同下,向印缅战场的日军展开大规模反攻。这样,就摆脱了持续多年的战略相持阶段的胶着状态,步入了战略反攻阶段的局部反攻。1945年上半年,八路军和新四军持续发动了春、夏季攻势作战。8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后,中国军队终于打破了战略反攻前期必然出现的互有攻守的瓶颈,由局部反攻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的全面反攻,一直持续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式签字投降。这一观点的确立,对于提高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始于抗日战争后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其称谓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称工农红军、红军和中国工农革命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则逐渐全部改称解放军。然而,时至今日,对于解放军的称谓,究竟最早始于何时,使用情况如何,其历史根据是什么,在党史和军史界仍说法不一。笔者仅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飨读者。
  解放军称谓最早始于何时?一种意见认为,最早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于1944年9月22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的。他指出:除成立联合委员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用。10月7日,在讨论组织河南军区问题时,刘少奇又提出:河南军区受延安指挥,以河南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从而认定这是最早提出了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军委于同年10月14日致新四军第5师的电文中。中共中央军委指出:从陕北派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也有的意见认为:最早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司令朱德于1945年8月11日,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反攻阶段的受降命令中,提出了山西解放军的称谓。还有的意见认为,包括各路解放军和山东解放军等称谓,虽在抗日战争后期提出,但未正式使用。这些观点,均值得商榷。
  据现已查到的文献档案资料记载,关于解放军的称谓问题,最早应出自刘少奇于1944年8月20日在中共中央军委高干会议上的发言。他说:“正规军、游击队合起来叫解放军,或加之为国民革命军解(放军)。”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文献档案资料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军的称谓。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继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军委较早提出解放军的称谓后,比较集中的是毛泽东于1945年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和解放区军民展开全面反攻以后。8月11日,朱德提出“山西解放军”。8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当前的紧急任务》的社论,多次出现“解放军”的提法。《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应视为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第一次公开的提出了解放军的称谓。8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提出考虑“新四军改称华东人民解放军”的问题。8月26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又一次正式出现了“解放军”的提法。
  这一阶段,不仅提出了解放军的称谓问题,而且在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山东军区中开始正式使用。1945年1月19日,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1月20日,以挺进粤中的中区纵队一部为基础,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8月15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提出“部队番号一律称山东解放军某某师,某某旅”、“山东军区称山东解放军总部”。19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后,山东军区所属部队统一改编成山东解放军8个师、12个警备旅。由此不难看出,在这一阶段,解放军的称谓,不仅公开正式提出,而且也使用了。但解放军称谓的提出和使用,是极不规范的,很不一致,没有一个统一的改编命令和时间。有时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并用,有时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统称解放军。就解放军的称谓而言,有时称解放军,有时称人民解放军,有时称人民抗日解放军,有时则称国民革命解放军,有时冠以地名,或称山东解放军和山西解放军,或华东人民解放军。
  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重庆谈判。其焦点,是人民军队整编和解放区政权存在的问题。为了战略和政略上的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继续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提出和使用解放军的称谓。尽管共产党为了争取国内和平,表达了最大的诚意,作出了重大让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执意要取消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这两个问题终未能达成协议,只好留待后来继续谈判。全面内战于1946年6月爆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后,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重新提出,并且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9月12日,《解放日报》在《蒋军必败》的社论中,再次提出“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随后,新华社和毛泽东发表的文章中,也多次公开出现人民解放军的提法。10月3日,《解放日报》在《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的社论中,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1947年1月21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同时,新四军的番号撤销。2月10日,朱德第一次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与毛泽东签署了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命令。
  从1944年至1947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的称谓经历了一个提出——中断——再提出的过程。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是一个单纯叫什么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为了适应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国内解放战争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这段时间,从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经过解放战争的过渡阶段到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下降为次要地位、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地位,作战对象由日本帝国主义变为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实现了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到国内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在这种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面前,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是通过国共两党及其两军关系的好坏表现出来的,进而必然会引起包括人民军队称谓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部分部队,提出改称和正式使用解放军,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军民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和国共两党两军关系突出时,开始提出和使用解放军称谓。当国共两党两军关系缓和、重庆谈判开始后,人民军队则中断了解放军的称谓。在国共两党和谈关系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解放军的称谓再次出现,并且逐步得到统一。其次,是由新的军事战略转变所决定的。从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到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人民军队实行了由游击战为主到以正规战为主的新的军事战略转变。随着作战对象和作战形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军队组织形式和名称的变化。第三,是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随着各战略区野战兵团的迅速组建和扩大,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趋势不断加强,集中性和统一性的要求逐步提高,这不仅在指挥关系和编制体制方面反映出来,而且在称谓的规范和统一问题上也得以体现。从加以多种前提的解放军,逐步统一为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指出:“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在此前后,人民解放军的称谓在各部队陆续使用,并且冠以各地地名,相继出现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和东北人民解放军等。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从1946年7月算起)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完成打倒国民党统治的战略任务。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1月1日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由此一直沿用至今。
    八、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历史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不仅赢得了中国自身的独立解放,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和人类和平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首先,中国抗日战争对于动员和推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起到先锋和带头作用。其次,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中华民族以牺牲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和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抗击了日本法西斯陆军总兵力的2/3,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的70%,对战胜日本法西斯、打破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战略上,中国抗日战争积极配合和支持了盟国的作战,不仅打破了日军的北进计划,而且迟滞了日军的南进行动,彻底粉碎了德、日法西斯东西会师的战略企图。同时,为苏、美、英等国先打德国再击日本的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战胜国之一,加强了战后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持久抗战的胜利,不仅根本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远东局势,而且改变了战前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并统治世界的格局。从而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依赖。第四,进一步促进了殖民地和平殖民地人民的政治觉醒,极大地鼓舞了在殖民主义奴役下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国家政治上独立,则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诚然,抗日战争的学术和热点问题,不单单是这几个,诸如中国军民的伤亡数字、对皖南事变及项英的评价等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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