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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慢慢发展出一条新路，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的政治不能只靠政治，要靠文艺、伦理、思想方面的变革，他们看待时代问题有一个“格式塔式(Gestalt)”的转变。政治是“果”，不是“因”，如果不彻底改造思想文化，则旧政治会不断循环再生，会不断地有袁世凯之类的人物出现。《新青年》办于袁世凯称帝及签订“廿一条”之时，新文化运动则与张勋复辟的刺激有关，这些背景都是值得注意的。

　　陈独秀办《新青年》时，北洋政府打压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非常厉害，比前清的报律还要落后。袁世凯死后，报律曾短暂停止，后来又恢复了。从1916年底到1919年“五四运动”，据统计，有29家报纸被封，16位记者或主笔被判徒刑或枪毙。不过，这些案例中几乎都是因抨击实际政治而起，《新青年》在理念上刻意不谈政治。

　　陈独秀当时所担心的，主要是经费与销量。陈独秀首先商之于安徽同乡汪孟邹，但汪的力量不足以承担印刷发行的事，后来找到群益书店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才得到经费来源。《新青年》一开始只有一千多份的销路。

　　《新青年》为后世确立了价值标准

　　《新青年》刚出时，销量有限，一度还想中止。可是它很快的便成为抢手货。《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影响非常巨大，已经成了思潮的“总发动机”。如果我们翻看当时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白话刊物，或各种新兴社团之间讨论的话题，便可以看出这几个领导刊物所激起的涟漪之大，各地方的青年往往捡拾《新青年》或《新潮》中的几个观念或几个名词，便冲泡成一大桶饮料。这几个大刊物中的文章，往往一出版，就在各地造成翻天巨浪了，而且文调愈激越，主张愈决绝，影响愈大。

　　民国初年的任何思想运动或刊物，大抵是一个调色盘，总是各种思想五彩纷呈，但是每一个阶段有一个突出的重心。《新青年》撰稿人的思想言论确实随撰稿人背景及关心之不同，而有不小的分歧。但一开始有一个基本方向，即伦理的、文学的、学术的、打倒旧传统的，后来则提出大家所熟知的口号“德先生”(民主)及“赛先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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