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成果。在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中，“知”是人类独有的专长。人类社会兴旺发达，统治地球，进军宇宙，靠的就是“知”。可以说，“知”是人类区别于万物的最基本的属性。所以，人类对自己“知”的能力和成果的认识，就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关键。
西方世界，经过埃及人追求死后归宿，巴比仑人看重生前欢乐的长途跋涉，到古希腊，人们终于认识到本体世界的无限性，认识到认识主体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认识到认识工具的重要性，为人类创造认识工具，认识世界本体，创造新的生活世界，开辟了胜利通道。西方今天领先世界，造福全球，正是这条胜利通道引导的成果。
疆域面积可以跟西方的根据地欧洲相比的中国，历史也很悠久，但中国人行事则跟西方人大不相同。经过治水移山的辛劳和酒池肉林的挥霍，虽然孔子也在中国思想源头上早早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指出了“知”的有限性，强调了承认“知”的有限性的正确态度，但这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中国第一圣人，一心“灾难深重，因循不前的中国，正像要用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一样，还要用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制度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无论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思想制度方面，中国人都需要学习。古代强调学习古人，现代强调学习西人，丢掉认“知”本性，困于“食色”陷阱的中国人，学习也许是宿命，只有通过学习，才能重现灵光。由于是学习，“知易行难”的成见便容易抬头，学习也就容易变质。学习古人，变成模仿古人，是这样；学习佛教，把博大精深的佛学简约为菩萨保佑，祈福消灾，是这样；学习基督教，没有提升灵魂，得到的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偏方，是这样；学习马列主义，把“没有救世主”，换成有“大救星”，把社会主义，变成温饱小康，把人权，化成生存权，一切革命改革都又回到“食色”的源头上，还是这样。今天，高举自由民主法制旗帜的人士，也很可能像当年的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当成满足个人帝王欲望的工具，复辟独裁专制那样，把自由民主法制也当成满足自己“食色”之欲的工具，重蹈专制独裁的覆辙，制造出更多更新更大的“食色”问题。中国人权组织的丑闻提醒我们，“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穿新鞋，走老路”的危险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直接的。 中国神话传说中说，女娲和伏羲是兄妹，又说是夫妻。中国人是女娲用黄土造就的。中国人造成之后，这位女神最关心的是人的繁衍，乃设置婚姻。八卦是伏羲创作的。这位中国文化的创始人，还教民熟食，又称庖羲。可见中国人潜意识里，一开始最关注的就是“食色”。相映成趣的是西方的创世说，伊甸园中有很多果树，有一棵是生命树，人吃了它的果子就会长生不死，还有一棵是智慧树，人吃了它的果子能增长智慧，分辨善恶。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除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外，别的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结果他们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有了智慧，却没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不能长生。这也许透露出，西方人的潜意识里，一开始爱智慧就胜过爱生命。当然，神话传说不能当真，东西方的历史是复杂的，并不单纯，我们不能一叶障目，妄下断语。但是，个中消息不是很值得玩味么？中国人抓“食色”，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办法，找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办法，找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办法，找到三省六部制，找到科举考试制度，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炸药，千方百计解决的都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遗憾的是几千年过去了，“食色”至今仍是需要努力的目标，不少中国人依然生存为艰，卖身，卖血，卖命，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而西方人抓智慧，知民主，知自由，知法律，知宪法，知机械论，知国富论，知进化论，知电子论，知相对论，知量子论，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更知满足人的安全需要，感情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知识需要，理解需要，审美需要，完美需要，不仅开发了欧洲，而且开发了世界；不仅开发了地球，而且着手开发宇宙。“庙堂知至理，风俗尽还淳”。“知”的决定性，“知”的艰难性，应该引起中国人深思，作为中国振兴的第一步。 不过，中国人重“食色”也并不是不要智慧。由国家解决“食色”问题，当初就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创造，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中国辉煌，实赖于此。不过，毕竟中国人把基本的生存需要看得比更高一级需要重要，找到国家解决“食色”问题的办法之后，便一门心思解决“食色”问题，把智慧放到一边去了，不再追求比生存更高的需要，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思回头，在“知易行难”，“知行合一”的催眠曲中，哼着“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心满意足地沉沉睡去，一睡就是几千年。在今天这个以知识为基础，以知识为生命的时代，中国人必须从生存需要第一的休眠状态中醒来，重振智慧的雄风，以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追求一级比一级更高的人生需要。为此清理一下“知易行难”的老传统，看看其易在何处；重温一下“知难行易”的新教诲，看看其难在哪里，也许并非无益。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万代师表，他说的“知”，并不是指去认识新世界得到的新“知”，而是学习古人认识世界得到的旧“知”。孔夫子这种推崇学习旧“知”，忽略发现新“知”的态度，成为中国思想的基本特点。 由于“知”是学习之“知”，是对前人认识到的已知世界知识的继承，而不是认识之“知”，不是对未知世界知识的新发现，所以，“知”的学问——“知”的主体，“知”的客体对象，“知”的具体内容，“知”的工具和方法——就没有真正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浮光掠影的讨论之后，不了了之，反而是“知”和“行”的关系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真正的基本问题。口耳相传，文字相袭，在书斋中接受现成的知识，当然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发现新世界，探索新知识容易；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践行已知的理论知识，当然比从一成不变的书本上学习固定的理论教条艰难，于是“知易行难”便成为定论。从《左传昭公十年》中提出，“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伪《古文尚书说命中》强调，“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知易行难”的成见纠缠了中国人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间，这种成见也并不是没有变化：难易之外，又安排了次序。宋儒即有“知在行先”，“知行合一”的论述，明儒更进一步完善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把“知行合一”作为一个认识论的命题郑重提出来，显示出对“知”的真理性追求紧迫了，对“行”的重要性认识深入了。然而，有饥饿的感觉，才会有觅食的行为；有性欲的冲动，才会有性交的行动。行事受神经中枢的支配，是动物的本质，高级动物就高在神经中枢高度发达，形成大脑，由大脑掌控动物的行止和发育。有知才能有行，人何独不然？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是在突出“行”的形式下，抹杀“知”的前提性，实际上维护“行”的重复性。更何况，格物致知，明心见性的古老方法，“无不持载，无不覆帱”的自负心态，中国的思想并没有突破性发展，后人标榜的 这个“知”，依然是那个前人早已“知”之之“知”，与这个“知”合二而一的那个“行”，也难免仍然是传统观念经世致用，济世安民的重复使用，老调重弹。
前人求“知”得“知” ，这个“知”并不错。后人泥古不化，奉前人之“知”为圭杲，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能发现超越前人旧“知”的新“知”，画地为牢，妄言“知易行难”麻醉自己，以“知行合一”掩饰“知”的贫乏，“行”的窳败，就错了。
归纳起来，中国古人的“知”集中在“伦常治道的人生智”上，精华就是认识到“食色，性也”，“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当然，这并不错，无食，生命不能生存；无色，生命不能延续。进一步认识到“人者，仁也”，用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制度，建立起以礼为基础的分封制国家，以法为基础的郡县制国家，保证“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由国家掌握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财富，实现人的“食色”本性，是个伟大的发明，当然更不错。但是把“食色，性也”的本能需要绝对化，真的“以百姓为刍狗”，生存需要成为唯一的最高的需要，以至于“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把由国家解决最根本的“食色”问题绝对化，作为唯一的道路，中心的议题，最高的学问，只准在“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鬼推磨，不准再创造土里刨食以外的生活方式，不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外寻找新道路，就错了。
因为由国家解决“食色”之人的“食色”问题，虽也有效，终亦有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食色”之人，尽管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生产的也只能等于他们消耗的，为解决“食色”而解决“食色”的的结果，是“食色”永远解决不了。而因为国家由管理者管理，国家解决就是管理者解决，管理者的“食色”本性，会用满足自己的“食色”取代满足被管理者的“食色”要求。失去满足“食色”要求权利和资格的“食色”之人，不仅会毁灭国家，还会毁灭社会，“食色”之人创造的，正等于他们毁灭的。历史证明，依靠“食色“之人，解决不了“食色”问题；满足“食色”需要，解决不了“食色”问题。“食色”只不过是人生的基础和出发点，人还有更多的需要和更大的能力，只有在发挥人更大的能力，满足人更高需求的过程中，基础需求自然而然不成问题，“食色”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刻意追求解决，反而不能解决。所以，中国人唯有寻求新“知”，破除国家管理者解决“食色”问题的特权，破除“食色，性也”的成见，方有转机。否则，即使有丝绸之路的大业，七下西洋的盛举，英国使节叩关进京，改革开放，也于事无补，改变不了中国人被奴役，受歧视的命运，解决不了中国人的“食色”问题。孙中山先生有见于此，提出“知难行易”，在认识论上革了传统思想的命，为中国人指出一条绝地逢生，败中求胜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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