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1月14日张国焘出生在今天的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区金山乡山明村，清初张国焘的先祖从广西迁至萍乡，虽然在萍乡是客籍，但张家人代代读书入仕，成为拥有良田千亩、名震一方的地主乡绅之家。张国焘的父亲也靠读书入仕，做过浙江象山县知事，母亲刘氏是湖南浏阳县文家市一个书香世家的大家闺秀，刘氏先后生养了四男二女，长子便是张国焘，二子张国燕早年病逝，三子张国庶，1925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萍乡县党小组长，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0年在南昌被捕，不久被杀害，因受张国焘的政治牵连，直到1986年中共江西省委才发文承认张国庶为烈士，四子张国杰初中毕业便回家料理家务。两个女儿，一个夭折，一个嫁了人。

　　张国焘虽然生在富有人家，但在青少年时期便开始倾向于革命，1916年暑假后，张国焘毕业于江西十分有名的心远中学，并考入了北京大学，1916年10月经上海到北京大学，被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当时的北大，实行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制。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北大成为近代、现代中国新思想的发源地，“五四”运动时期，张国焘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1920年9月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张国焘出席了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和《劳动周刊》编辑主任，直到1938年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之前，他在中共中央一直担任最重要的职务，1949年冬张国焘由台湾移居香港，撰写《我的回忆》并先后发表在香港《明报日刊》。1968年张又由香港移民美国，因他的三个儿子都在加拿大及美国任职，后又移民加拿大，其长子在加拿大多伦多研究数学，次子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子在多伦多当工程师。晚年因中风，夜间被子掉在地上又无法喊人拣起来，他自己又无法拾起来被冻死在加拿大的一家老人院里，时间是1979年12月2日夜间。张国焘夫妇在1978年6月10日皈依了基督教，最终他到耶蘇那里报到去了，1979年12月5日被葬于多伦多公墓。张国焘的一生富有悲剧色彩，先后两次对中共变节，这两次变节也是研究中共历史时争论最多的，史学界对此说法也不一。

　　一九二四年被捕第一次变节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张国焘被北京直系军阀政府逮捕，在监狱里，他为了保存性命向敌人出卖党的组织，并供出了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但张国焘出狱后向党隐瞒实际情况，还在他的《我的回忆》一书中，说自己在一九二四年被捕后坚强不屈，视死如归地与敌人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1949年后，组织上在整理北京敌伪档案时，才发现张国焘当年叛变的文字材料，澄清了张国焘投敌变节的历史真相。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以前，全国各地发起成立了许多个共产主义小组（又称共产党小组），在1920年10月间，李大钊、张国焘与张申府三人在北大图书馆召开了会议，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随后又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加入，11月间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在中共“一大”前夕，北京共产党小组又经讨论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去上海赴会并筹备“一大”。中共“一大”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会议，当时陈独秀在广州任职工作十分繁忙，也就没有参加会议，代表们公推张国焘主持会议，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当时称为中央局，中央局由三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会议进行了所有的议程后，张国焘又作了“一大”的闭幕词。

　　中共一大闭幕后，陈独秀在广东陈炯明的政府里任职，张国焘便留在上海暂代陈独秀书记的职务，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张国焘又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1921年10月间张国焘又代表中共去苏联参加了中共“一大”后的第一个国际性会议，会议上张国焘又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后还受到了列宁的接见。1922年7月16日~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了大会宣言起草小组，会上又选举了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二大”上也开始讨论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问题，按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要实行“党内联合”的策略，即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组织中去，中共内部大多数人在开始时均不同意这个建议，提出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两党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合战线，后来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特别是1922年8月间的中共西湖会议后，中共内部绝大多数人赞同了“党内合作”的政策，而张国焘却仍坚持“党外合作”的方针，这样就与共产国际及当时中共大多数发生了冲突，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张国焘则因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对抗，在40票中仅得6票而无缘中央执行委员，暂时失掉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地位。

　　1923年8月底，中共中央安排张国焘到北京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职务，到北京后张国焘积极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秘密组织，并参与《劳动周刊》的编辑工作。1924年1月20日~30日，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在165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20名，张国焘以北京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会议期间孙中山还专门设宴招待了他，大会上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有10名共产党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张国焘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1924年2月7日至10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全国11条铁路的4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张国焘在大会上做了重要的报告，大会还决定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张国焘被选为总干事。大会闭幕的那一天，张国焘也同一个叫杨子烈的女子结了婚。当时张国焘27岁，杨子烈22岁。杨子烈出生在湖北枣阳县一个书香世家，早年就读于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因支持新文化运动被学校开除，1921年冬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在北京的法政大学读书，与此同时还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在北京期间与张国焘相识，最终结成伉俪。

　　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分别包围汉口的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和刘芬律师事务所，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人被捕，杨德甫被捕后，就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人的住址。随后湖北方面由京汉路局密函给北京政府交通部，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3个侦缉队，去搜捕全国铁路总工会所在地，当时张国焘并不在那里，敌人只抓走了彭子均、李凤林两名干事，接着敌人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抓住了张国焘与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敌人在搜捕时还得到许多党的文件和信件。张国焘对这突来的变故毫无准备，张国焘被捕，中国共产党在《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声讨北洋政府的反革命暴行，并开展营救活动。李国珍等19名众议员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释放张国焘，彭汉遗等15名众议员也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释放杨子烈。

　　张国焘等4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鹞儿胡同侦缉队中，并每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讯，但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5月25日张国焘等人被押解到京师警察厅，从5月26日起，警察厅开始对他们进行野蛮的拷讯，并且每天被拷打三四次之多，张国焘开始时不承认自己便是张国焘，也没有供出党及工会的组织。敌人就拿出在张国焘住处查获的一些信函、文件等，有一份委托状上列有总干事张特立，敌人就问了张国焘，张特立是不是张国焘的别名。张国焘当时对此事千方百计地支吾着，于是敌人又拿出其它一些信函，然后对张国焘大施酷刑。张国焘为了保存性命，最终还是向敌人屈服了，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说自己并无任何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他的新婚妻子杨子烈被捕与张分开关押，她对敌人的亲笔供词中写道：张国焘是研究共产主义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学说，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们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解也是茫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老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宏，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京师警察厅审讯后认为事关重大，随后双把张国焘等4人押解至京畿卫戍司令部，接着张国焘把北京的全体共产党的名单都供给了敌人，5月30日，卫戍司令王怀庆密信给内务部总长，请求捉拿张国焘提供的北京中共首犯李大钊，李大钊闻讯迅速转移，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李大钊在北京铜幌子胡同的住所，然后敌人又赶到李大钊的老家河北乐亭去捕人，当时李大钊暂避在河北昌黎亚峰山，敌人两次抓人都扑空了。6月11日北京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并把通缉令下发到各省。此前，李大钊在避居地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中共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李大钊就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然后去了莫斯科。

　　张国焘还供出了许多铁路工人党员的名单，其中京绥路工人党员7人，京奉铁路工人党员21人，胶济铁路工人党员3人，正太路工人党员2人，京汉铁路工人党员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通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工人党员24人，并详细向敌人提供了这些人的具体姓名及通信地址。由于张国焘的出卖，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随后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各地铁路工会负责人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达40人，我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受到一次严重的破坏。担任京畿卫戍司令的王怀庆把张国焘一案上报给北洋政府总统曹锟，要求枪毙张国焘，另一名军阀齐燮元提出“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的建议，张国焘才算保住了性命。

　　这年的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冯玉祥在思想上十分倾向于革命，中国共产党就利用这个大好机会，营救了关押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的大批共产党员，10月25日，张国焘夫妇结束他们5个多月的铁窗生涯。重返中共中央并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出狱后张国焘一直对党组织隐瞒他出卖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真实情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国焘夫妇受他的朋友刘百闵的邀请，由台湾定居于香港，并以写作为生。张国焘以桤音为笔名写了《我的回忆》一书，在书的第七篇《五个月的监狱生活中》，说他在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使敌人“一无所得”等等，这与真实不符。

　　一九三八年清明节，黄帝陵叛逃

　　1925年1月11日~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重返中共重要领导位置，“四大”上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张国焘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五卅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局成员只有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三人自始至终地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张国焘直接指挥工人运动。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张国焘又成为了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门的领导人，担任军副主任的职务。大革命失败后，张国焘继续在党内执行投降路线，在南昌起义期间，他假借中央的名义阻南昌起义，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总中央临时扩大会议上曾为此决定开除张国焘的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张国焘又一次回到中共最高领导层内，张国焘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4月，张国焘被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的职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又重新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6月12日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中央红军只有2万人，张国焘手中兵力多、配备好，权力的欲望开始膨胀，并错误地推行南下政策，反对中央既定的北上政策，造成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接下来又另立中央，他自己当上了临时中央的书记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立，由于张国焘冒险南进，致使十万红军到1936年3月间只剩下三万多人，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下，1936年6月，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的“临时中央”，接受中共的领导。

　　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共中央内部开始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张国焘表面上虽然承认了错误，也进行了多次检查，但他内心里对中央开展的斗争十分不满，尽管如此中共中央还是积极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并安排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林伯渠本是边区政府主席，但后来中央又让林担任长江沿岸中共代表，张国焘也就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主席，负责日常工作。不久，又一轮开展对张国焘的错误的斗争展开了，而且这些斗争达到了一个高潮，但在斗争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误，如把问题扩大化、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把斗争无限升级等，造成了张国焘与中央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对边区政府里的工作张国焘也消极起来，他在《我的回忆》一书里曾说：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1937年12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当时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具有一定特权，他带着一份拟好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员名单，名单上张国焘居于第三位，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一次王明在同张国焘谈话时，提出了苏联的反托派斗争的问题，列宁死后，联共内部形成了以斯大林、托洛斯基为首的两个派别，两派的斗争十分尖锐，最终斯大林战胜了托派，当时苏联所进行的反托斗争是非常残忍的，许多人因受牵连而丧命，清洗托派的斗争已遍及了各国共产党。这些让张国焘十分的恐惧，他非常害怕反托的斗争会波及到中共内部来，他更担心自己的未来。这次谈话王明也不知道是否是有意的，王明还告诉张国焘，在他回国经过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时，已枪决了中共内部的两个托派分子，即李特、黄超，李、黄长期与张国焘共事，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张国焘当时暗想如果把这两个说成是托派分子，那任何人都可以被指为托派，王明还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这实际在向张国焘暗示，下一个就要修理你了，此时张国焘最终决定了自己的去向，他在《我的回忆》一书里说：“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 张国焘先是有计划地将边区政府主席的责任，交给他的秘书长伍修权代行，然后慢慢地寻找机会离开延安。

　　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现在称黄陵县）有座黄帝陵，当时属于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国民党绥靖公署，每年逢清明节都要组织西安的国民党官员去祭陵。国共合作抗战后，为了推动两党的统一路线工作，1937年清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曾同国民党官员共祭黄陵。

　　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按1937年清明节已定的惯例，国共两党要共祭黄陵，以增强抗战时期两党的凝聚力。1938年4月1日张国焘亲自去找毛泽东，要求祭拜黄陵，以借此机会实现他逃离延安的愿望，开始毛泽东并不同意，经张国焘的再三请求，毛泽东最终答应的张国焘的要求，张国焘也向毛泽东承诺扫完墓立即回来。4月2日，张国焘带着督卫员张海、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沿途经甘泉、洛川去黄陵，于当天到达黄陵。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及公署西安的许多官员也先期到达，随行的还有一队宪兵。

　　4月4日祭陵完毕后，张国焘就对秘书及警卫班的同志说：你们先回延安去！我要到西安办事处去，找林伯渠研究一些重要事情。警卫员张海着急地说：毛主席说让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去。张国焘对此没有做任何解释。其实他在祭陵期间已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私下交往过，接着张国焘转身钻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汽车急驰向西安方向开去。张海也只得匆匆忙忙搭乘西安行营国民党宪兵队的卡车到达西安。到西安后，张国焘并没有去找林伯渠，也没有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而是住进了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里，张海经过多番打听，才在西安招待所里找到张国焘，当时的张国焘鬼鬼崇崇，神色紧张，这让张海疑心更大。

　　林伯渠知道张国焘来西安后，就请张国焘到八路军办事处里来住，张果断地回绝了，还拒绝与林伯渠会面。两天后，张国焘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4月7日，他在临上火车时对张海说：“你给林主席打个电话，让他在火车站等我。”林伯渠接到电话很快就到火车站。张国焘来到火车站后，林伯渠买了张站台票跟着张国焘上了火车。林伯渠对他说：“你先下车，有什么话到办事处再商量。” 张国焘说：“不行啊！我要赶时间去武汉。”林伯渠又问：“中央同意你去了吗？” 张国焘却说：“去武汉是我临时决定的，你帮我同延安说一下。”林伯渠听后着急地说：“你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怎么能擅自行动呢？又没有中央的批准。” 张国焘说：“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谈统一战线方面的问题。”林伯渠见此情况也就没有说什么了，他吩咐张海上车陪着张国焘，并轻声对张海说：“多长个心眼。”紧接着胡宗南派来的两个便衣也上了车，并坐在张国焘的旁边。林伯渠回到八路军办事处，立即给中央发了电报。中央也立即回电，指示林伯渠给在武汉的周恩来拍个电报，让周恩来在武汉截住张国焘。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1938年4月8日上午，便召集李克农、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周恩来先询问他们几个谁认识张国焘，邱南章站起来说他认识，于是周恩来就吩咐他们几个人去火车站接张国焘。当时西安至武汉的客车每天只有一次，是下午19时到站，4月8日李克农四人分乘两辆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但接连三天都扑空了。4月11日他们又来到车站，等所有的乘客都下了车也没有见到张国焘的影子，于是他们就上车去找，在列车的最后一个车厢里认识张国焘的邱南章看见了张国焘，李克农先赶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张国焘说：“我们是周副主席和王明同志派来接您的。”胡宗南的两个便衣见此情景也只好悄悄溜走了，张国焘在李克农等人护卫下走出车站，但张国焘执意不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去住，住进了江汉路的一家小旅店里，李克农留下邱南章、吴志坚陪着张国焘，其它的人一块去向周恩来报告情况。

　　当天晚上，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到旅店里与张国焘整整谈了一个通宵，张国焘的话十分的少，有时大发牢骚，说中央对他的批评太过分了，众人再三劝说让他去八路军办事处去住，认真检讨自己破坏纪律擅自行动的错误，但张国焘表示无论如何也不去办事处去住，并向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到上海去治病，二是回江西老家，三是在长江局工作。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回复道，你提的3条都办不到，下列几条倒可以执行，一是回延安工作，二是去苏联学习，三是回延安或苏联养病。张国焘没有听完就应声道：“这些不行。”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当周恩来离开时指示邱南章、吴志坚：“你们两个要一步不离地保护好张国焘”。在邱、吴二人的注视下，张国焘根本无法与国民党联系，这让张国焘十分恼火。一次，张国焘要去武昌办事，吴志坚陪同去，当船靠岸时，张国焘用力猛推吴志坚，企图把吴推到长江里淹死，好在吴早有防备。

　　有一天，张国焘伏在案上写了一封信，然后便把信投进了邮筒内。邱、吴二人迅速把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作出指示把信取出来，看是不是写给国民党的，于是邱找邮局，说自己一封信写错了地址，邮局负责人看邱是个军人，也就把信取出来给了邱，并由办事处出具了证明，打开信才发现，此信是张国焘写给他江西老家一个大哥的。不久张国焘又提出见蒋介石，向蒋汇报陕甘宁边区的情况。4月17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张国焘来到武昌蒋介石官邸，话一开头就向蒋介石认罪，说自己“在外糊涂多时”，这让周恩来非常气愤。回来后，周恩来针对张国焘公开向蒋介石变节，向他提出3点办法：一是改正错误，速回延安；二是向党请假休息；三是自己声明脱党。张国焘立即回应说：可在第二、第三中选择一条。

　　4月17日晚上11时左右，胡宗南第八战区的一伙特务开车来到张的住处，许多人冲进房间，当时吴志坚出去办事了，房间里只有邱南章、张国焘二人，特务们先把邱牢牢地控制着，然后不由分说把张国焘抢走了。特务们走后，邱在张国焘房间的桌子上发现了张预先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邱南章回到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了张国焘逃离的情况，当天长江局召开会议，向中央报告了张脱党经过，不久中央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4月22日武汉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电令》，4月下旬，张的老婆杨子烈及一岁多的儿子也被从延安送至汉口，按组织指示，被送到张国焘那里。武汉失陷后，张国焘在重庆大坪戴笠办的别动总队特务训练班担任政治教官，讲反对共产党的课程，从此彻底脱离了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