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父偃的几个问题
宁召荣
摘要：主父偃是汉武帝时期的大臣。早年的主父偃虽遍览群书，广泛结交各个学派的人物，但始终郁郁不得志，受人排挤。在困境中，因上书言事，被汉武帝拜为郎中，之后屡次升迁。然而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因受贿，玩弄权势，受到同僚的打击。公孙弘以齐王自杀，主父偃难辞其咎为由，要求汉武帝将主父偃及其全族一并诛杀。主父偃死后，他的上千名宾客竟无人过问，仅有孔车为其收尸安葬，下场甚是可悲。
关键词：主父偃；纵横之学；汉武帝；“推恩令”
中图分类号：K232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在这一时期，能人辈出，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在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臣武将，文臣如贾谊、公孙弘、董仲舒等，武将如卫青、霍去病、李息等。然而还有一位汉武帝时的著名的谋士，我们往往会把他忽视，他就是主父偃。主父偃的仕途并不平坦，相反却非常坎坷。早年的主父偃虽遍览群书，广泛结交各个学派的人物，但始终郁郁不得志，受人排挤。在困境中，因上书言事，被汉武帝拜为郎中，之后屡次升迁。然而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因受贿，玩弄权势，受到同僚的打击。公孙弘以齐王自杀，主父偃难辞其咎为由，要求汉武帝将主父偃及其全族一并诛杀。主父偃死后，他的上千名宾客竟无人过问，仅有孔车为其收尸安葬，下场甚是可悲。

一
主父偃（？--公元前126年），西汉齐国临淄人，年轻时主要学习纵横家、辨士之说。成年后又学习了儒家经典《易》、《春秋》及诸子百家之说。在故乡曾广泛结交各个学派的人物，但都未能得到赏识，并且受到齐地儒生的排挤，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加之家境贫困，迫使他完全放弃了对常规伦理和政治规则的服膺，转而将依附权力而纵横捭阖之权术的意蕴发挥无余。
这里所提到的纵横之学，又称“长短之术”，崛起并鼎盛于列强争雄的战国时代。纵横之学从其自身的特点来看，无疑是一种“乱世之学”。纵横学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暗中操纵着列国之间的战和。西汉开国直到吴楚七国叛乱为止，纵横之士依然很活跃。但叛乱被削平之后，纵横家就走上了由盛而衰的末路，到汉武帝时终至废绝。在这一过程中，纵横家的影响日渐缩小，主父偃作为这一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起初受到齐地儒生排挤，与这一时期的思想背景是分不开的。然而一旦主父偃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就马上不择手段的实现自己的欲望，并用最明确的语言宣布自己倒行逆施的人生哲学：“……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说偃曰：‘太横！’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已。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1]（P2002）这不仅是主父偃报当年被宾客排挤之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早期纵横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
主父偃这一时期的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影响很大。与齐地儒生之间产生矛盾，并在自己发迹后对他们进行报复，这只是表面的影响，而深一层次则是影响到主父偃的性格、价值取向，即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主父偃在政治上得志，反映了纵横之学在走上末路时的回光反照。
主父偃为了步入仕途，经历了一番波折。为了将来能有个出头之日，他曾托宦官齐人徐甲请求齐王，想把自己的女儿纳入王宫作妃嫔。“齐有宦者徐甲，入事汉皇太后。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刘氏，太后怜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于诸侯，宦者甲乃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齐。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甲既至齐，风以此事。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后宫具备。且甲，齐贫人，急乃为宦者，入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徐甲大穷，还报皇太后曰：‘王已愿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国，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无复言嫁女齐事。’事浸浔(不得)闻于天子。” [1]（P1186）齐王母纪太后根本就看不起主父偃，并当面拒绝。主父偃因此与齐王结怨，并且在他成为汉武帝宠臣后借故对齐王打击报复。
主父偃在齐地受排挤，想把女儿送到宫中作妃嫔又不成，加之生活日渐窘困，他被迫离开故土，到燕、赵、中山（今河北、山西一带）等国寻求出路，但仍是“莫能厚遇”[1]（P1996），以致穷困潦倒。这时，主父偃抱着怀才不遇的满腔怨愤，认为各诸侯国都不足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便西去长安投奔卫将军卫青，请他把自己直接引荐给汉武帝。卫青虽多次为他说话，但很长时间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主父偃本来就缺乏资金，在待诏过程中更显窘迫，经常受到其他宾客的歧视。主父偃认识到不能长期这样消极等待，于是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上书，“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2](P850)。两汉时期，民皆可以诣阙上书，自陈己见。如果皇上认为果有可取，即予召见，经过当面谈话，感到满意，便予以官职。汉武帝本人堪称一代雄主，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占整个西汉王朝的四分之一，而且正当最繁荣强盛的时期。他继承了文景之治造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政局，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是完成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重要人物。武帝本人有雄才大略，内政外交多所改易，又继承了数十年来积聚的实力，时准备大举讨伐匈奴。但初次出兵无功而返，且导致双边关系彻底破裂。主父偃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提出匈奴问题的。他认为，秦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征伐匈奴。“曝兵露师十又余年，死者不可胜数”[1]（P1996），致使赋税繁重，人民疲弊，“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结果“天下叛秦”。高祖吸取了平城之围的教训，故及时采取了“和亲”政策。现在征伐匈奴，是重蹈亡秦覆辙，“此臣之所大恐，百姓所疾苦也”。尽管汉武帝后来征伐匈奴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沉重代价，如果不是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及时改弦更张，主父偃的忧虑不是没有可能。汉武帝早晨接到上书，下午就接见了主父偃，拜为郎中。从此，主父偃经常上述言事，颇得武帝赏识，“一岁四迁，至太中大夫”[1]（P2001）。
由主父偃早期的这些经历可以看出，为了步入仕途，主父偃想尽了一切办法，忍受了别人的冷嘲热讽，甚至排挤和打击。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追求，百折不挠，历经坎坷，表现出强烈的入官从政的意识和不屈的韧性。“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主父偃的身上得到了体现。由此，主父偃踏入了仕途，开始了自己新的政治生涯。

二
汉朝统治者为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统一，反对和防止分裂，作了极大努力。许多思想家也为此想方设法，出谋划策。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认为诸侯太大，建议削减。诸侯一旦强大，就会谋反，“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3]（《藩强》）。而当时严重的问题是地方势力太大，诸侯比天子富强，中央指挥不了地方的诸侯王，国家面临着分裂危险。汉景帝时企图以诛晁错来平息叛乱。晁错冤死，而叛军未息。文景二帝在削藩的问题上都犯了大错，而贾谊、晁错的正确建议未被采纳，却身受其害。景帝杀晁错，“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2]（P676）。从此以后，忠臣不再敢提削藩的事。到了汉武帝时代，主父偃提出了诸侯占地太多太大的敏感问题，但他不主张采用晁错的办法，用行政命令来强行削减诸侯的封地，只能引起诸侯王的不满，甚至反抗。他借鉴了贾谊、晁错削藩的措施，并加以发展，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推恩令”，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推恩”始见《孟子·梁惠王上》，“推恩足以保四海”。恩，爱也，推恩就是将己之所爱推及他人之意。七国之乱后，景帝虽规定诸侯王国仍“连城数十，地方千里”[2]（P851）。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一部分分给诸侯王的子弟。按汉制，侯国隶属于郡，等于把王国土地纳入郡县，朝廷土地扩大而王国土地缩小。原来诸侯获得封地只感谢皇恩浩荡，而现在诸侯在无形中越分越小，再也没有能起兵造反了。
“推恩令”表面上恩及他们，实则是削弱了他们的势力。“推恩令”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尊崇皇权、裁抑王国的夙愿。这一政策的实行，大大的加强了中央集权。主父偃的主张是正确的，办法是高明的，不仅皇帝得到了施德的好名声，他自己也没有因此刺激诸侯而招来杀身之祸。主父偃的办法虽然高明，当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一措施只是一时的权谋，并非长久之策。真正提出长久之策的是董仲舒这位哲学家。长久之策就是大一统论。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在秦代，匈奴曾一度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十多年不敢南下。秦朝覆灭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在其骁勇善战的领袖冒顿单于统率下，四面出击。汉朝初年，又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强盛。东面打败了东胡，西面赶走了居住在今甘肃境内的大月氏，北面臣服了丁零族，而在南面，则经常侵犯汉朝边境，有时竟深入到离汉朝都城仅350公里的地方，严重地威胁着汉朝封建政权。
汉武帝即位后，凭籍前辈所创造的物质基础，积极从事于反击匈奴的战争准备。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以第一个阶段为主体。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进行了三次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
主父偃起初反对征伐匈奴，但当汉军在第一次反击匈奴的河南之战中取胜后，他却最早提出在新占领区设置朔方郡。他认为朔方北依黄河，当地土地肥沃，若设置一个城市，不但可以作为出兵的据点，且能发展生产，直接补充军需，可以减省大批用于运输的人力物力。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南地区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以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汉军收复河南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匈奴贵族不甘心失去河南这一战略要地，数次出兵骚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但最终也是徒劳。
向汉武帝提出“推恩令”和建议在河南地区设置朔方、五原两郡，是主父偃一生的两处主要的亮点。而且这两项建议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两大热点问题提出的，所收到的效果也是显著的。“推恩令”是针对地方诸侯王国势力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国家面临分裂的紧要关头提出来的，主父偃没有象贾谊、晁错那样用行政命令强制削藩，而是用温和的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匈奴问题也是长期困扰西汉政权的一块心病，汉武帝发动的反击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中原政权的威胁，而主父偃提出的在战略要地设置过渡地带，在反击匈奴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主父偃以自己的智慧，为中央集权的加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贡献，也因此赢得了汉武帝的宠爱。

三
主父偃之死，与其为官、为人的性格有着很深的渊源。直接原因是公孙弘以齐王之死将其陷害而死，但也与他为官太贪，为人太绝，有仇必报的心理性格密不可分。下面列举几例：
汉代，迷信盛行。有一次，辽东的高祖庙偶然失火，董仲舒借此大做文章，认为这是上天对当今天子的谴告，朝廷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董仲舒写完之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有上奏。一个偶然的机会，主父偃见到了这份草稿，大概认为对时政有讥讽之意，便偷了出来，交给了汉武帝。武帝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便召集众儒生进行讨论。当时，董仲舒的学生吕不舒不知道是老师的文章，大概出于讨好皇帝的动机，认为这篇文章纯粹是胡说八道。汉武帝赞同此说，为此逮捕了董仲舒。
主父偃不仅打击自己的同僚，而且还打击与自己有怨的先前的政敌。
燕王刘定国与其父康王的姬妾私通，又夺取其弟弟的妻子作妾。其弟为了报仇，便将定国乱伦的事告到朝廷。值主父偃在当年游燕时，未得重用，一直对燕王心怀怨恨，这时便借亲近皇帝之便，主张严惩。结果，定国被诛，燕国被废除。主父偃常居宫中，建议又多被武帝采纳，颇受宠幸。当时的大臣对他也多心怀畏惧，贿赂者多。主父偃则是来者不拒，受贿累千金。有人曾善意地奉劝主父偃不要过分玩弄权势，应该为自己留点退路。主父偃却说：“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1]（P2002）主父偃衣锦还乡，自然有许多感慨。他遍召兄弟宾客，分送他们500金，然后说了一番决绝的话：“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侯绝矣，勿复入偃之门！”[1]（P2002）从此与齐地的宾客绝决。
主父偃未发迹前，企图以女充后宫而进入仕途，遭纪太后当面拒绝，并因此与齐王结怨。他发迹后，对此事仍耿耿于怀。有一次他对武帝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觽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1]（P1193）象这样大而且富庶的诸侯国理应由天子的亲生儿子担任诸侯王，而现在的齐王非常疏远。况且，“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1]（P1193），这些话很符合汉武帝的口味，主父偃被任为齐相，受命调查齐王案。他找到曾经帮助过齐王私通其姐的后宫宦者，令其检举揭发。当时的齐王刘次景，年纪尚轻，得知主父偃调查自己后，恐不免与燕王同样的下场，“乃引药自杀”[1]（P1193）。
主父偃曾先后出游燕、赵，均未得赏识。及主父偃主张诛燕王后，赵王也很担心，唯恐主父偃在汉武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借以报昔日之怨。但因主父偃常居宫中，赵王又不敢上书告他的状，怕落在他的手中，引火烧身。及主父偃出为齐相，离开朝廷，赵王无所顾忌，很快使人上书，告主父偃接受其他诸侯的贿赂。当时，汉武帝并没有追究此事。当他听到齐王自杀的消息时，大为震怒，怀疑齐王是被主父偃逼迫自杀，于是下令搜捕主父偃。调查结果证明受贿是真，但主父偃并未胁迫齐王，齐王确实是畏罪自杀。既然如此，主父偃并无大过，只是一般受贿而已，武帝不想为此事杀他。当时，公孙弘作御使大夫，认为：齐王自杀，并没有留下儿子，王国应当废除，收归朝廷划为郡县；若朝廷不杀主父偃，则有贪图齐国领地，故意指使主父偃残害宗室之嫌疑。于是主父偃及其全族被诛。
树倒猢狲散。主父偃贵幸时，门下宾客至上千人；及其受诛，竟无人过问，唯有孔车一人为其收尸安葬。汉武帝对这种世态炎凉也十分感慨：“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1]（P2003）
由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出，主父偃在为官上，既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又表现出他的贪性：贪财，贪权，对同僚排挤打击，对与自己早期有隙的齐地儒生、燕王、齐王进行了打击迫害，尤其是对齐地儒生，可以说他做得最绝。他的这种暴、酷、贪、陋，使他在受皇帝宠幸时，众官僚对他既忌惮，又巴结，一旦他被别人抓住了把柄，就会受到群起攻击。主父偃的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所代表的纵横思想的影响日渐萎缩，不久就被儒家的大一统论所取代。

四
主父偃一生先抑后扬再抑，可谓是坎坷异常。由起初的不为所容，穷困潦倒，到成为汉武帝的言官，拜为郎中，人人敬畏，历经种种波折，然而主父偃并未能够善始善终，最后落得个宾客中只有一人为其敛尸，门前冷落至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逆境中不畏困难，以坚强的的毅力奔自己的目标努力，顺境中则应保持自己在逆境中的精神，不应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目中无人，骄横自大，自己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参考书目：
[1]司马迁（汉）：《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班 固（汉）：《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贾 谊（汉）：《新书》 [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