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康有为的《应诏统筹全局折》 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他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帝读后深受感动，准备亲自召见康有为，因顽固派大臣阻挠，改令康有为递送条陈。

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围绕召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进一步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皇帝仿效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亲自主持大计，宣布变法，是上策；召集有才能的人，共商变法的具体方案和步骤，依次推行，是中策；责成督抚在各省实施新政，以三年为限，办不出成绩者，予以撤职，是下策。他认为行上策可以强国，行中策可保持弱国地位，行下策只能免于亡国。

1898年初，康有为呈递了《应诏统筹全局折》，请求光绪帝正式确定维新变法政策，选拔人才，改革中央政权机构。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施政纲领。

《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他向光绪帝提出了大集群臣，革旧维新；设对策所，广征贤才；开制度局，重定章程等三项主张。他建议光绪帝仿效日本的经验，设立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12局，推动中央变法，实施新政。光绪帝对这个奏折非常满意，“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此外，康有为又进呈了他写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等著作，希望光绪帝借鉴日本、俄国的改革成效，颁行新政。

保国会的成立 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组织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保国会。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各省、府、县设立分会。在保国会影响下，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相继成立，维新变法的浪潮激荡全国。

保国会的成立，使顽固派与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顽固派大骂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名为保国，势必乱国”。只有光绪帝认为，“会能保国，岂不大善”，所以保国会虽然连遭劾奏，但未被查禁。

百日维新 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几天以后，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准许专折奏事。光绪帝还委任梁启超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擢（Zhuó）升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负责起草变法的上谕诏书。从6月11日到9月21日，新政共推行了103天，所以又称“百日维新”。

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君臣相谈达两个小时。康有为首先谈了政治形势的危急，他说：“四夷交迫，分割洊（jiàn）至，覆亡无日。”接着康有为指出，洋务运动偏于制炮造船，未计法律制度。他请求光绪帝统筹全局，“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光绪帝表示赞同。康有为问：“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帝防人偷听，注视一下窗外，然后叹息说：“奈掣肘何！”康有为意识到这是暗示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但他仍鼓起勇气，激励光绪帝就权力能够做到的先做，行可变之法，也可以救国。他建议不必尽撤守旧大臣，维持他们的高官厚禄；同时破格提拔有才识的维新志士，由他们办理新政。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减少变法的阻力。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的变法诏书，主要内容有：

政治方面：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命各省保荐人才；撤并政府机构，裁汰冗员。

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设置邮政局。

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学科；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军事方面：裁汰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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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每日每署封章皆数十，上鸡鸣而起，日晡乃罢，览阅奏章，犹不能尽。

棗《戊戌政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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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诏书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参预政权。新政的内容，虽然没有涉及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但是毕竟对旧制度进行了不少改革。因此，这次变法受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的拥护，得到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在变法高潮时期，“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言变法”，一度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政治局面。光绪帝在上谕中说：“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表示要向西方学习。他还令各省总督巡抚将新政诏书下达各州县，令教官详细讲解，并在督抚衙门悬挂。9月初，光绪帝又将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和四个侍郎全部革职，同时提升因条陈维新事务而受到礼部压制打击的人，以示激励。这些都显示了光绪帝除旧布新的决心。

戊戌政变 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6月中旬，慈禧太后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控制京津地区，并控制了人事任免权，防止光绪帝破格提拔维新派。当时，除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外，各省官员都对变法阳奉阴违，甚至托词抗命。变法法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废除八股取士，使“举国守旧迂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撤并政府机构和裁汰冗员，将使大小官僚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顽固势力，从变法法令下达之日起，就极力进行阻挠和破坏。如两广总督等对“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

那时候，京津一带盛传慈禧太后将在10月间赴天津阅兵时，以武力强迫光绪帝退位。形势越来越危急，光绪帝传出密诏，让康有为等商量对策，迅速外逃。维新派请求荣禄部下袁世凯杀掉荣禄，解救光绪帝。袁世凯却暗中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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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光绪帝写密诏给康有为：“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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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见密诏后，抱头痛哭，一筹莫展。 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向他提出“杀荣禄，除旧党”，以救皇上的计划，袁世凯表面上满口答应，并慷慨陈词：“诛荣禄如杀一狗耳！”然后，袁世凯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失色，立即挂专车赴京，向慈禧太后报告。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临朝听政”，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同时，下令逮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被杀于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倾向变法和参预新政的官员被陆续罢官、监禁和戍边的达40多人。新政中除京师大学堂等保留外，其余全部被废除。

康有为在政变的前一天，按照光绪帝的意旨离京南下，由英国人保护逃往香港。政变发生的当天，梁启超躲入日本公使馆，后来由日本人掩护，化装逃到日本。梁启超在临行前，劝谭嗣同一起去日本。谭嗣同表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充分表现了他为改革而勇于牺牲的精神。

戊戌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和进步的意义。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勇气，采取改良的办法，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当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向维新派发动反扑时，维新运动如同昙花一现，归于失败。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