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今年已95岁，她是1929年在莫斯科留学时就认识张闻天的，长征到达陕北，她同张闻天结为夫妻。在张闻天遭受错误打击、含冤受屈的17年漫长岁月里，她始终陪伴着张闻天，相濡以沫，患难与共。
　　
　　刘英说：“革命有了‘家’，我和闻天也成了家。”
　　
　　1933年6月，刘英由莫斯科回国，到红色瑞金担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一天，她接到洛甫的电话，说：“尤克娜(刘英留苏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从外面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当晚就约上十几个同志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吃了一顿。由于有过去是师生关系，刘英同张闻天比较接近。以后工作接触多了，互相更加熟悉起来。长征路上，刘英常到中央队“三人团”处反映情况，张闻天对性格爽快、办事麻利的刘英很有好感，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每当刘英去看张闻天和陈云等人打乒乓球，他都喊上一句：“刘英，来一盘!”一次张闻天在遵义街头叫住正和邓小平等逛街的刘英，约她去坐坐。正是早春季节，屋里升着一盆暖烘烘的炭火。他们吃着醪糟，谈着谈着就沉默上了。刘英预感到他有什么话要说。终于，张闻天含蓄地表达了希望和刘英不仅做一般的同志。刘英当时没有思想准备，从“敬爱”到“恋爱”有很大距离。她生硬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刘英心里有过创伤。她生性好强，不甘平庸。少女时代她就冲破家庭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发奋求学。1924年，她考入徐特立刚刚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深受革命思想熏陶，1925年入党。“五卅”运动前后，她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大革命高潮中，她担任过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协助书记郭亮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转入地下斗争，她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和滕代远在长沙近郊组织“灰日暴动”，因事机不密而失败。白色恐怖中她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行前一周同将赴醴陵任县委书记的林蔚结婚。林蔚曾留法勤工俭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1928年3月刘英返回长沙再赴上海时，方知林蔚已在醴陵牺牲。她只得在上海的湖南临时省委“住机关”一年多。1929年春，党中央将她送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劳大”停办，她于年底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1932年冬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回国后，先在少共中央局任巡视员，后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团省委书记。后在少共中央局，先后担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4年5月突击扩大红军，她被派往于都县任“扩红”突击队长，用一个半月时间超额完成了三个月的任务。项英称赞她“一鸣惊人”。她受到了武装动员部的嘉奖。长征开始，刘英担任“红章”纵队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三梯队负责后勤、供给，组织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挑夫搬运炮弹、发电机、文件档案和金银钱财。遵义会议后不久，她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撒种子”(秘密发展党员留在本地工作)，发动群众，拥护红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刘英是红一方面军30名女战士的杰出人物之一。
　　
　　话虽出口，刘英的脑海里却开始浮现出张闻天的种种言谈举止，觉得他确实可亲可爱。但她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与他保持着距离。战友们都觉得张闻天、刘英是合适的一对，有意成其好事。1935年4月，毛泽东提议，总政主任李富春经办，将刘英调到中央队当秘书长。此后，他们在工作中更加深了彼此了解，刘英渐渐地由敬生爱。毛泽东、陈云等不时拿他们打趣，刘英默默地领受着张闻天的爱和战友的情。长征路上，写文件做记录一般都是用铅笔。张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要做记录了，有时他就把钢笔给刘英。当时，钢笔真是稀罕之物。会后，他总是将记录审查一遍，将记得不确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将记录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一次夜行军，警卫员搞了一个小马灯。刘英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这是流萤(意即刘英)嘛!”说得刘英怪不好意思的。她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在心底，艰苦的战争环境使她不敢谈恋爱。张闻天尊重刘英的决定，直到同甘共苦走完长征到了瓦窑堡，他才征求刘英的意见：“这下总可以了吧?”刘英终于点了头。
　　
　　他们在一孔石窑洞里安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夫妻了。邓颖超、博古等熟悉的同志到他们的窑洞坐一坐，说几句庆贺祝愿的话。倒是刚从直罗镇打了大胜仗的毛泽东一回来就“闹新房”：“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张闻天一碰到开玩笑的场合，只是憨笑。刘英口齿伶俐：“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毛泽东说：“那就不承认!”闹了一阵，毛泽东又说：“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接着就朗声念了起来。这首诗，除了庆贺新婚以外，还将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夸了一番。
　　
　　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就是在张闻天和刘英住的窑洞召开的。张闻天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当毛泽东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后，在会上发生了争论，博古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危险的”。毛泽东反驳了博古的观点，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毛泽东尖锐地质问：“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在毛泽东和博古争论的过程中，张闻天和毛泽东“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会后，张闻天受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闻天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毛泽东常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不以为然，甚至说张闻天是“泥菩萨”，他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
　　
　　1935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张闻天就多次批评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在长征途中，他又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左倾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并首先把要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提了出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此后又起草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当时，遵义会议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他再三推辞。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二十来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张闻天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当时口头上都称“总书记”)。
　　
　　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倾注全部精力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应当指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被推举为在党内负总责的核心领导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除了张闻天对遵义会议所作的杰出贡献，还主要因为他当时已经担任了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1933年初，张闻天进入苏区后，仍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并任军委委员，已经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无庸讳言，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站在王明“左”倾路线一边，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他在“左”倾统治时期，除了犯有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错误之外，根据他的独立思考与认识能力，已经开始逐步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对正确的方面。所有这些，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而是张闻天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有利于加强党内的团结；共产国际也不会作梗。一直到1938年10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由苏联回来传达共产国际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