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曾经提出，要“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为什么？

    杨天石：因为旧的解释体系已经出现了许多破绽。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识到，历史首先是科学，而不是工具。未来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要努力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

    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历史学之所以能存在并且对社会有用，其关键就在于要真实。二是要以准确的史实为基础，检验既往的所有历史判断。符合客观历史者存之，不符合客观历史者则订正之。许多史料和史实都说明，旧的解释体系已经不足以适用到今天。所以，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

    新京报：近年来，有关蒋介石的著作出版了多种，资料有多个出处。一些名人曾经在日记中造假，那么，蒋介石的日记是否可信？

    杨天石：蒋介石从开始写日记到1972年，坚持了50多年，从不间断。他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真实性当然就比较高。原因是，第一，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好多个人隐私，显然，这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第二，蒋介石日记里什么人都骂，最亲密的人也骂，像戴季陶是他的好朋友，他也骂；另外，何应钦、李宗仁、胡汉民、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他都骂得很难听。他这样一部日记，怎么能公布？

    新京报：就你现在接触到的情况来看，蒋介石日记的价值在哪里？

    杨天石：这些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深入了解蒋介石的思想和内心世界，“有助于填补蒋介石研究中的空白，从多个侧面和细节完整地反映蒋氏为人，”而且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会有重要作用。历史学家当然要根据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行对他做出判断，但是，历史学家还要了解政治人物的幕后活动和内心隐秘以及喜怒哀乐。这就要靠日记，这是日记的一个优点。

    2 蒋介石不避其好色本性

    新京报：一些有关蒋介石的著作都写到他年轻时很不堪，根据你的研究结果，事实是否如此？

    杨天石：蒋年轻时一直是在天理和人欲之间作挣扎，他早年有三种身份，一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二是研究宋明理学的道学家，三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常常浸淫在花街柳巷，找妓女陪他喝酒、打牌、睡觉。日记里蒋曾坦率写道：到了妓院，看到床铺脏乱，余拂袖而去。又有“今晚出去探花”等内容。但蒋同时又在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在他从福建要到上海路经香港时，日记上说：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当天晚上他又去妓院了，并在日记上写着：我的毛病就是好色！就连马路上见到美女也心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为了解决性的苦闷，蒋在日记中也记载：以“自慰振兴精神”。蒋的日记写得很坦率，毫不隐讳自己好色而又时时警惕要戒色的矛盾与思想斗争。

    蒋有一个女友叫介眉，是个妓女，两人很要好，介眉希望结婚，蒋亦有此意，但要介眉写一盟约，介眉不肯，此事遂无进展。现在南京第二国史馆还藏有介眉写给蒋的信，里头提到她“活着是蒋家人，死是蒋家鬼。蒋要到福建打仗，介眉送她到船上，要求跟蒋一起走，蒋不允，说船上床脏。介眉于是要求他留在上海陪她几天，蒋遂在上海又待了几天。蒋感到后悔，日记中写道：我真是不像话，离开家前纬儿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母亲重病在床，我都没多理会，但我竟然在介眉家多住了好几天。”

    3 蒋认为知识分子都是糊涂蛋

    新京报：蒋当权后，民国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如罗隆基等人都对蒋介石有过强烈批评，他对这些文化人的印象如何？

    杨天石：蒋对民主党派、文化人的印象坏透了，对民盟、张澜、黄炎培、左舜生都没好话。蒋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是糊涂蛋，日记中出现大量骂文化人的话。但是，蒋介石很爱读书。过去一般都认为蒋只是一介武夫，不爱读书，没有思想，这种看法不太正确。蒋是军人，除了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很自负，对自己的文采也很得意，许多文告都是他亲自撰写的，他还在日记中形容自己“笔力雄健”。抗战期间，即使军务繁忙，甚至在重庆大轰炸中，蒋仍保持读书的习惯。抗战期间，他最常读的书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书讲的是宋、元、明三代理学家的思想和学术传承，其中包含了许多个人道德修养与待人接物的道理。

    蒋常感叹国民党不但没有好的军人，也没有好的文人，连文章都写不过共产党。陈布雷是他少数满意的文胆，但陈的身体不好。抗战期间，蒋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党政训练班，蒋亲自主持，还对学员做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是他亲自拟就的，其中有一题是问大家：为何国民党处处赶不上共产党？

    4 指挥抗战失误很多

    新京报：抗战史也是你研究的重要领域，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是怎样出炉的，与蒋介石是否有关？

    杨天石：蒋是最早提出对日军“不抵抗主义”的人。1928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抵达山东，日本人出兵占领济南，制造济南惨案，想给蒋介石下马威，不让蒋北伐。5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的两个重要人物到山东与蒋开会，研究对日态度，到底是打还是不打，结果：“决定不抵抗主义。”后来北伐军就绕道继续北上，避开日军。

    不过，蒋介石终归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他早年就学保定军官学堂时就很突出。1928年济南惨案后，蒋在日记中每日写上“雪耻”二字，同时，提出一条“雪耻”措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立志以越王勾践为榜样，卧薪尝胆，长期奋斗。

    新京报：回头来看，蒋介石在指挥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时犯有哪些错误？

    杨天石：首先是战略战术呆板，过多地采取正规战、消耗战。淞沪战役，蒋以70个精锐师应敌仍告溃败，足证中日两国军力悬殊，中国难以正规战对抗。其后面临南京保卫战，蒋并未吸取教训。到了武汉会战，蒋这才吸取教训，在打击敌人主力之后，部队即告撤退，以确保战斗力。1941年的长沙大捷，蒋曾说是抗战以来最真实的胜利，之前中国几乎每战必败，少数的胜利如台儿庄战役，战绩也有夸大。长沙大捷之后，西方世界对国军大加推崇，蒋得意之余，派远征军支援滇缅战区，一进缅甸就打了败仗，死了许多人。后来才逐渐取得胜利。

    其次是片面抗战，未能动员人民力量投入抗战，所谓全民抗战沦为口号，事实上只有军队抗战。蒋并非不知道游击战的重要，日记中多次提到必须加强敌后的游击战。但国民党军队无法像共产党一样深入民间，以致游击战始终未能形成一股力量。蒋在日记中也提到，不能以一城一池的得失作为打仗的要求。但总体来说，正规的阵地战仍然是国军抗日的主轴，硬和强敌拼实力、拼消耗的结果是节节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