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讨论“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日理万机时刻还亲自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后来,他还多次在会见外宾以及其他场合提到过邵飘萍,邵飘萍的遗孀汤修慧也在他的亲自关怀下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11月8日,星期三,是中国记者节。这一天,北京的记者没有来自业外的庆贺,也没有业内的活动,记者们像往常一样采访的采访,赶稿的赶稿。一些新闻圈不甘寂寞的人把自己MSN的签名改成“记者节快乐”。

2006年的记者节,有新出版的研究专著《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的书在北京各大书店热卖,人们以对这位上个世纪著名记者的怀想向新闻记者致敬。

邵飘萍之死

1926年4月,邵飘萍因开罪于北洋政府,为防万一,避祸于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京报馆由夫人汤修慧处理日常事务。4月24日,邵飘萍突然回到报馆,悲剧因此发生了。

当日下午5时许,邵飘萍趁夜色乘车赶到报馆。此时,京报馆附近已经受到监视。一个小时后,邵飘萍处理好事务,又乘车准备返回东交民巷,行至魏染胡同南口,遭到侦缉队的逮捕。就在他被押往警察厅时,京报馆也被包围搜查,最后侦缉队声称搜出了冯玉祥聘请邵飘萍为军事顾问的聘书、军事电报密码一本、以及他与冯玉祥的合影等,作为邵飘萍犯罪的物证。随后,侦缉队查封了报馆。

第二天凌晨4时,汤修慧和家人获悉邵飘萍被捕,立即告知北京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恳请紧急营救邵飘萍。25日下午3时,北京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会议决定由新闻等各界13名代表组成小组与张学良交涉。

就在代表们会见张学良,邵飘萍的亲友也在寻找其他的营救途径时,4月26日1时,直奉联军总执法处草草提审邵飘萍,审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随后判处邵飘萍死刑。当日5时许,邵飘萍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毙。

邵飘萍遇难后,北洋军阀不准家属收尸,把遗体塞在“舍材”——为枪决者粗制的薄皮棺材中埋在枪决现场。不久,其家人冒险寻到葬地,根据有关记载“开棺后看到飘萍尸体。子弹从后脑进入,向前面左颊部位穿出,成一个小三角形似的。头发蓬乱,血迹斑斑。他身穿华丝葛长衫,黑色纱马褂,丝光袜,红皮底黑色缎面鞋。”这时,名伶马连良慨然以友人的身份出面,参与为邵飘萍收尸。他出钱请人在城外搭建了一个开丧的凉棚,接待前来吊丧的人们。史载,前来吊唁的人很多,开丧从上午7时开始,到下午3时还没有结束。马连良还拍摄了照片,为控诉北洋军阀的暴行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一张是邵飘萍整容后的遗容,照片上,他饮弹牺牲后左眼下的弹洞清晰可见。

张作霖父子为何对一个新闻人下此死手?

早在1918年2月,邵飘萍就在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时写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文章中写道:“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为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邵飘萍招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则是郭松龄发动滦州事变前后《京报》所发表的大量新闻和评论。而新闻史家认为,邵飘萍被杀的深层原因是其被诬陷为“赤化”。

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

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被后人称作“一张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

1918年10月5日《京报》问世,报馆设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后来又相继迁至小沙土园、魏染胡同。

《京报》是一张对开四版的日报,较同时代其他报纸的特点是新闻多、评论多、副刊多,其创刊后很快就以消息灵通、内容丰富受到读者的欢迎。

京报创刊后,邵飘萍亲任社长和主笔,他坚持“公平真确”的办报理念和宗旨,在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表明:“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为激励同人,他在编辑部悬挂了一幅自己手书的四字条幅:“铁肩辣手”。这个词句出自明代被奸臣严嵩杀害的谏官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章太炎曾解释说:“今人谓从事刚严猛烈者为辣手,辣之言厉也。”

邵飘萍的笔锋让一味迷信暴力的张作霖乱了手脚,他秘密汇款30万元给邵飘萍,但邵飘萍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端不断揭露张作霖,他对家人说:“张作霖用30万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在邵飘萍的主持下,《京报》着重报道和评述政治新闻——北洋政府诡谲的政局和纷纭的战事,讲求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立场客观公正。他报道的典型案例有曹锟贿选大曝光,还有轰动一时的“金佛郎案”等。

创刊不久,《京报》的销量从最初的300多份,一跃上升到4000多份,成为京城的一家名报。

《京报》自诞生之日至最终停刊,20年间命运多舛。1918年8月22日,《京报》创刊不到一年,即被当时的“安福系”北洋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通缉远走东瀛。1920年,“安福系”政府倒台,《京报》得以复刊。1926年邵飘萍遇害,《京报》被迫停刊,两年后在其夫人汤修慧的主持下再度复刊。二次复刊后,汤修慧任社长和总经理,此后十年,汤修慧艰难支撑着邵飘萍的遗业,直至七七事变后最终停刊。

报业生态与报界同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的报馆处在统治中心,各派军阀为了争权夺利,在混乱的争斗中,往往在运用武力的同时,还要借助于舆论和宣传的力量。军阀和政客除了自己直接控制报纸,还用津贴等手段间接掌控报纸。当时北京大小70多家报纸,三分之二以上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它们随政局沉浮,并无一贯的政见和主张。无“报格”是当时北京许多报纸的共相。

1914年,邵飘萍为《申报》采访和撰写特别通信,同时自己经营新闻编译社,几年下来萌发了自己办报的决心。因为当时国内各家报纸几乎都是党派报纸,即使有民间独立报纸也鲜有影响。那时,创办一家报馆并非难事,一方面法律允许,另一方面在采访、编辑、印刷、发行上都有便利,因此,邵飘萍辞去《申报》职务,联合友人办起了《京报》。

邵飘萍的新闻才华和事业并非奇峰突进,在他之前,已有王滔、梁启超这样以评论著称的著名报人,与他同时代的还有黄远生,一位以新闻通讯见长的报界奇才。邵飘萍进入《申报》时,黄远生已是上海《时报》、《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善于调查研究,勤于采访,擅长撰写新闻通讯,且其品行操守高远,最终因不为袁世凯利诱所屈,在美国被刺杀。黄远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对邵飘萍产生过很大影响。

与邵飘萍一起在《京报》并肩作战的还有“兄弟报人”潘公弼和潘劭昂,《京报》前期和后期的主笔。他们是邵飘萍一手培养起来的骨干。潘公弼说自己与邵飘萍是“同学同事同患难”,他是邵飘萍在东京留学时候的同学,一起组建了东京通讯社,更是《京报》的创刊元老,几乎所有《京报》的采访、著译、编辑,

都由他与邵飘萍分任。随《京报》的沉浮,潘公弼多次锒铛入狱受尽磨难。邵飘萍死后,潘公弼仍然活跃于报界,长期主持上海的《时事新报》,其报刊文章被一时传诵,与当年《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并称中国报界的“南潘北张”。潘劭昂则在邵飘萍殉报后受汤修慧之邀,担任了《京报》主笔。

邵飘萍与当时的著名报人张季鸾有深刻的友谊,邵飘萍遇难后,张季鸾虽流落在天津,经济窘困,但还是把邵飘萍的遗孀祝文秀(妾)母女接到天津照顾。每逢邵飘萍祭日,张季鸾都要到祝文秀寓所慰问,并且亲撰祭文,在邵飘萍的遗像前一边流泪一边诵读。

到1920年前后,在北洋政治“有限民主”的框架下,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和新闻界同仁不断的斗争和博弈,北京新闻界渐成气候,形成了一种办报的氛围,即:各报都有各自抱负和固定使命,不为金钱势力所诱迫;主笔多属学者,具有远大思想;社长编辑除政客外,多为社会名流;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为报人天职。

“私领域”

邵飘萍“铁肩辣手”的另一面是他的“私生活”,也曾为人津津乐道甚至夸大。历史上的邵飘萍风流倜傥、放浪形骸,也常出入“八大胡同”。对于自己的私生活,

邵飘萍并不讳言。1926年4月21日,邵飘萍避居六国饭店。22日,奉直联军开进北京。当日出版的《京报》刊出邵飘萍的《飘萍启事》,成为他的绝笔。《飘萍启事》中,他认为自己的罪名之一就是“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乱世飘萍》作者郭汾阳认为,“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报人,沾染一些现在看来有所不宜的生活习惯和作风不足为奇,或者说,那也正是当时许多人的生活常态。”

1936年国民政府否决对邵飘萍的抚恤时,他的同窗劭元冲认为原因是“飘萍私行,实多可议”。

邵飘萍另一个为人诟病的问题在钱上。在时人笔下,传闻向邵飘萍送过金钱的,先后有袁世凯、顾维钧、梁鸿志、张作霖、郭松龄、冯玉祥、孙中山等。因此,胡政之在邵飘萍死后发表的《哀飘萍》一文中,称其“行为不检”;管翼贤在《北京报纸小史》中也称邵飘萍以言论“尽力赞助”政治势力,“因此获得利益极大,高楼驷马,睥睨报界”。这些传闻的真凭实据很难考证,也与邵飘萍的拒收张作霖30万元的贿赂、最后招来杀身之祸的事实相左。

邵飘萍独立办报,尽可能保持言论自由、经济独立,这在当时是一个难题。为了生存,邵飘萍并不耻于谈钱,也确实接受了各方势力的“津贴”,“但那时的‘津贴’跟现在的新闻腐败是两回事,那是当时的制度性问题,是当时报界的集体行为”,郭汾阳认为。

一些回忆文章印证了邵飘萍从北洋政府和军阀那里搞钱的事实,曾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在接受徐铸成采访时曾提到北洋政府在段祺瑞内阁时为结交新闻界给过钱,“邵飘萍和段派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是当时的名记者,大家怕他,也不能不应酬。经常的津贴是没有的。记得两次送他成笔的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吧,究竟多少,现在记不清了。”根据曾与邵飘萍共事的王之英回忆:“飘萍老师在京都,一方面倾心结纳同仁,很有本事,团结了各方面的很多人。另一方面抨击敌人,挨骂的还得出钱。因为骂了之后,飘萍老师就上门去,敌人便诉挨骂之‘苦’。老师听了付之一笑,说确有其事,挨骂难免。你要报纸不登,可以想办法停下来。实际上登门前就决定停下来了。受者一听可以停下来,就给报社送钞票。这就是飘萍老师整军阀、政客的一种经济手段。”

邵飘萍生活阔绰(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更好地打入社会上层采访到内幕新闻),王之英回忆,“飘萍老师在北京,始备洋车夫代步,车上每边有三盏灯,共六盏,很漂亮。旋换马车,豪华一些容易进中南海采访。后又添置了小轿车就更气派十足,这样在一般情况下便能直进中南海而不受阻了,给采访带来了许多方便。”

拿了人家却不嘴软,是邵飘萍的绝招,但也是一条险径,他的殒命与之不无关系。

邵飘萍和毛泽东

“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毛泽东曾经充满敬意地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说。 邵飘萍曾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很大影响。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大新闻研究会。邵飘萍是研究会的两位导师之一。当时,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曾与邵飘萍有过来往,并在生活困顿时得到邵飘萍的热情援助。此后,毛泽东也参加了北大新闻研究会。

邵飘萍授课半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邵飘萍除了讲授一般的报纸出版、新闻采访等业务知识之外,更强调“访员”(即记者)的素质与思想的训练,他以“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砥砺会员,这恰与青年毛泽东注重人格主体精神培养的思想相合,加之邵飘萍当时已是以热烈反帝和爱国知名的记者,他对新思想新思潮不竭的探索精神、他对新鲜事物的异常敏感、他的人格力量以及他卓绝的新闻采访技能、他恣肆凌厉的社评文章和潇洒有致的音容言谈等等,都使毛泽东怦然心动。

新闻研究会培养了后来中国共产党最初的一些报刊活动骨干,其中就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等。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他是1920年春在北京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才确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的。返回长沙后,他在开展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工人运动以及湖南“自治”运动等的过程中,

就运用了他在北京所学到的知识,以新闻为武器,相继办起了《湘江评论》、《新湖南》以及平民通讯社等报刊和通讯社,又充任湖南《大公报》记者。1920年8月,毛泽东等在长沙又创办了“文化书社”,在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大纲》中,称“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为主旨”,其中就有邵飘萍的《新俄国之研究》等,随后毛泽东等还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此外,邵飘萍的一些新闻学论著也是该社社员学习的书籍之一。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讨论“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日理万机时刻还亲自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后来,他还多次在会见外宾以及其他场合提到过邵飘萍,邵飘萍的遗孀汤修慧也在他的亲自关怀下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邵飘萍的遗产

邵飘萍不仅是活跃在新闻一线的报人,在新闻理论上也有建树。《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是他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也是中国新闻史上较早的新闻学专著。

1923年9月,《实际应用新闻学》由北京京报馆出版,此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关于新闻采访学的专著。此书是邵飘萍在北大新闻研究会授课时的讲义,后又修改为平民大学新闻系的教材。顾维钧称此书为中国新闻学的“开山之初祖”。

书中分别论述了记者的地位、资格和准备、外观注意事项,以及访问的类别和方法等。“十余年前,社会新闻在报纸中毫无地位,决不能与政治外交并列。今不同矣,社会新闻有时超越政治新闻、因社会新闻涉及各种学科,且与人生之关系,较诸政治、外交尤为密切。读者在社会新闻中,可发觉社会是否进步或黑暗,从而鼓舞人民打破黑暗而奋斗,主张多数人民的福利。所以看一国报纸的社会新闻,可得悉该国之进步状况。”邵飘萍在书中的论述多有精辟见解。

《实际应用新闻学》专述新闻学的应用,而1924年6月邵飘萍的《新闻学总论》则论述报纸的性质、任务以及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新闻法制等。

1924年2月,邵飘萍还发表了《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一文,论述了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他与中国新闻学的关系,成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一篇重要文献。

“邵飘萍最大的遗产是精神上的,他坚持真实客观的自由主义新闻立场,独立办报,主持正义,并为此以身殉报,这种精神一直鼓舞着后来的中国新闻工作者。”郭汾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