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是一位喑呜叱咤的风云人物，他在秦汉之际的历史舞台上仅仅活动了八个春秋，然而他的是非功过却已经被议论了二千多年！汉唐至明清的文人史家对他品头论足，或毁或誉。建国初期，史学界对项羽展开过热烈讨论，有肯定也有批评。“文革”期间，赳赳武夫的项羽被套上儒家的衣冠而大受口诛笔伐。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项羽作了新的分析和评价，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2年，全国发表的研究论文近60篇，以下对十余年来的项羽研究作一概述。

一、关于项羽的历史地位

项羽是不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这在五十年代就被提了出来，当时有人认为项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项羽出身贵族家庭，是没落贵族阶级（或领主残余势力）的代表。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认识。项羽虽然出身于楚国的旧贵族家庭，但他积极投入反秦农民起义，继陈胜、吴广之后成为反秦斗争的杰出领袖，在巨鹿战中重创秦军主力，为推翻暴秦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否认的。（郑达炘《项羽的农民起义领袖地位应予肯定》，《福建师大学报》1979年3期；熊铁基《评项羽的功过是非》，《华中师院学报》 1979年4期；赵文润《重评刘邦项羽的成败原因及其是非功过》，《人文杂志》1982年6期。）吴汝煜甚至认为，项羽在反秦斗争中表现得那么坚决勇敢，能够在反秦斗争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正是与他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贵族家世出身有关，项羽的贵族家世给予他所进行的反秦事业的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吴汝煜《论项羽》，《徐州师院学报》1981年2期）。

　　对于项羽灭秦以后的活动，长期以来人们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以项羽分封割据加以全盘否定，近来开始有人对项羽的后期历史活动作尝试性的评价。吴汝煜认为，项羽对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他最先提出结束内战消除人民痛苦的问题，并通过乌江自刎而亲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吴汝煜前引文），吴仰湘从项羽的个性特征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进行透视，指出项羽在亡秦以后为争取早熄战火化民痛苦而一直做他的主观努力，最后在乌江自刎而终。他宁死不渡，不图一己苟存，不想称王割据，以个人的牺牲结束了楚汉战争，成全了西汉的统一大业，避免了南北的分裂，其历史作用不容否定（《项羽乌江不渡新析》，《争鸣》1992年2期）。

二、关于项羽的分封

　　这是建国以来直至今天项羽研究中论述较多而分歧较大的问题，它还涉及了楚汉战争刘成项败的原因。概括起来，争论主要在三方面：

　　1．项羽的分封是不是割据倒退？一种意见认为，项羽在秦亡以后分封十八王，搞封建割据，破坏了统一，是历史的倒退行为，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刘邦走封建统一的道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刘邦虽然也搞过分封，但项刘分封的性质不同（王春庭《试论楚汉战争的性质和项羽失败的原因》，《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6期；宋公文《论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和刘邦的分封》，《秦汉史论丛》第一辑；李桂海《农民战争的结局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2期）。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项羽和刘邦分封的具体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在性质上并无差异，也不存在谁分裂倒退谁统一进步的问题（熊铁基前引文；赵文润前引文；韩养民《略论项羽的分封》，《秦汉史论丛》第一辑；文士丹《论项羽的“背约”、分封与“残暴”》，《江西社会科学》 1986年4期）。

　　2．项羽的分封是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多数论者认为，项羽的分封并非他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迫于当时的客观社会形势而采取的，分封不是他的长治久安之策，而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客观上有利于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熊铁基前引文；文士丹前引文）。还有人指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并没有继续分封，甚至有个别论者说分封是项羽在称霸基础上建立统一政权的退让措施，或者说它是中央集权的另一种形式（韩养民前引文；赵文润前引文）。与此相反的是，有人认为项羽分封并不是权宜之计，因为他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只想作个霸主而不想一统天下；刘邦封王才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黄留珠《项羽分封是“权宜之计”吗？》，《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2期；胡一华、毕春英《分封是刘邦战胜项羽的一个重要原因》，《求是学刊》1985年2期）。

　　3．分封与成败的关系到底如何？由于对刘项分封的性质认识不一致，在分封与二人成败的关系问题上，也就莫衷一是。卢文晖、王春庭、周百鸣等认为项羽分封是一种倒退和分裂行为，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王春庭前引文；卢文晖《“褒刘贬项”辨》，《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2期；周百鸣《略论楚汉战争刘成项败的原因》，《教学月刊》1989年3期）。宋公文认为刘项分封的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全然不同，“分封在项羽那里是促使他灭亡的催化剂，在刘邦手中却变成了实现统一的杠杆”（宋公文前引文）。而熊铁基、赵文润、文士丹等否认分封是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能成为评价项羽和刘邦是非功过的主要依据；韩养民、胡一华等认为项刘在分封中策略有高下，从而对战争的胜负产生了影响（各见前引文）。

三、关于项羽的残暴

　　《史记》说项羽“所过多残灭”，又说他掘过始皇陵，很多文章因此认为项羽好杀不仁而失掉民心，导致了失败。近来有人对这种“残暴说”提出了异议。文士丹对《史记》所载项羽的四次“残暴”行为作了具体分析，认为他的残杀多在战争过程中，对内并不残暴，从理论上讲不属于反动，从道义上看也并未大失天下心。（文士丹前引文）刘占成《项羽和始皇陵》（《人文杂志》1984年4期）和储大泓《“项羽掘墓”及其它》（《解放日报》1985年4月24日）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结果，否定了项羽挖掘始皇陵的说法。

四、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

　　1．分封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如前所述，但持此论者意见也有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分封是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另一部分人认为分封只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2．失去人心是项羽败亡的原因。熊铁基认为项羽失败主要在于不得人心，他的好杀不仁引起了农民强烈的愤恨，也得不到地主阶级的支持，最后众叛亲离（熊铁基前引文）。李永田认为，人心向背是刘胜项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影响、制约其他许多因素的基本因素，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自己军队的将士中、在自己领导集团中、在敌对营垒中以及在对待义帝这面旗帜问题上，都是刘邦得人心，项羽失人心（李永田《论楚汉战争中刘项之成败》，《徐州师院学报》1985年1期）。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卞直甫、宋一夫的《项羽和刘邦》（《学术月刊》 1987年12期）等。

　　3．项羽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王春庭把项羽失败原因归为五条：裂土分封是主要原因；残暴是第二大原因；第三，项羽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利益，没有给人民以生存和生产的条件；第四刚愎自用，优柔寡断；第五，是项伯的破坏（王春庭前引文）。刘泽华、王连升认为，个人的才干、品质和所实行的政策等偶然性因素是决定刘胜项败的主要原因（《论刘邦——兼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南开学报》 1979年4期）。吴汝煜说项羽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另外范增对项氏的失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吴汝煜前引文）。赵文润把刘胜项败原因归结为二：其一，刘邦多谋善断，长于权术，项羽则自恃勇武，不讲策略；其二，刘善于用人，能够纳谏，项用人唯亲，自恃拒谏（赵文润前引文）。此外，还有文章指出项羽没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而造成了失败（中仁、杞愚《“大王失计恋江东”——项羽失败的关键》，《学术论坛》1983年4期）。

五、关于项羽和刘邦的比较

　　研究项羽必然要涉及刘邦，刘项比较早已有之，但存在着厚此薄彼的倾向，褒刘贬项的现象尤为明显。纵观近来文章，刘项比较研究主要在三方面：分封、用人及刘项个人品质。刘项分封的比较前已述及，这里谈刘项用人得失和品格优劣问题。

　　刘项用人一得一失的说法近乎众口一词。王铭的《楚汉战争与刘邦、项羽用人》（《苏州大学学报》 1986年3期）论道，项羽和刘邦抱有不同的人才观（项取人以名以尊，形成亲亲尊尊的人才观；刘取人以实以贤，形成尚贤任能的人才观），执行了相反的用人政策（刘虚己听人，放手用人，赏不移时；而项刚愎自用，信谗多疑，忘功寻过），用人得失是楚汉战争胜败的关键。邱永明《刘项用人得失和汉楚战争成败》（《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1期）分析刘项用人的差别在于：在用人原则上，刘唯才是举，项苛礼唯亲；在用人态度上，刘自明听人，项刚愎自用；在用人政策上，刘宽容诚信，项多疑嫉才。所以刘邦本身并不一定具有超人的文武之才，却能取众才用众智，项羽虽武艺出众，勇猛过人，但他用人有失无得，既不能尽己人才，更不能尽人之才，这是汉胜楚败的主要原因。

项羽和刘邦在个性和品质方面的差异，同样引人注目。赵文润在肯定二人对历史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项羽见义勇为，来去磊落，是个令人喜爱的失败者，而刘邦则是个品质低劣的胜利者（赵文润前引文）。周百鸣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把项羽的性格归为“情绪型”，把刘邦的性格归为“意志型”，认为项羽是一个血气方刚、有勇无谋的猛将，刘邦则是年已五十、老谋深算的干练政治家，最后是多谋善断的刘邦战胜了匹夫之勇的项羽（周百鸣前引文）。吴仰湘在详细分析项羽的个性心理时，认为项羽的个性是没落贵族阶层中盲目自傲，受打击后又一蹶不振的心理的体现，刘邦的个性则是新兴地主阶级为争权夺利不惜一切手段的心理的典型（吴仰湘前引文）。

六、关于垓下战场和项羽自刎的地点

　　垓下会战是楚汉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但垓下战场在何地，却有不同的说法。多数人认为它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固镇县东境（魏嵩山、邹逸麟《垓下在安徽不在河南》，《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4期；张祖彦《项羽、刘邦和他们的故乡》，《文物天地》1982年2期；彭铭华《垓下辨》，《合肥教育学院学报》 1984年1期）。但苏城鉴对灵璧说提出了异议，认为垓下战场在今河南淮阳县东鹿邑县境，并推想有两个垓下，一在河南陈县，一在安徽灵璧，楚汉大规模的会战是在陈县垓下，发生在灵璧垓下的可能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受降战（《垓下战场在河南不在安徽》，《安徽师大学报》 1979年2期；《从“四面楚歌”再探垓下战场所在》，《安徽史学》1988年3期）。

　　项羽自刎于乌江的史实本已为人普遍接受，但计正山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光明日报》 1985年2月13日）却提出项羽自戕乌江是历史的讹误，认为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在乌江而在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王贵华和呼安秦对此先后提出了商榷，坚待项羽自杀于乌江（今安徽和县北），因为乌江在秦汉时隶属东城，司马迁所说项羽自刎乌江与身死东城并不矛盾（王贵华《项羽自刎乌江并非民间传闻》， 安徽史学》 1987年1期；呼安秦《也谈项羽殉难于何地》，《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2期）。

　　垓下战场和项羽自刎地点出现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对项羽迷失道的“阴陵”的位置解释不同：一曰灵壁说，以阴陵为山名；二曰定远说，以阴陵为故城；三曰和县说，以阴陵为山名。

　　综观十多年来的项羽研究，有很多是令人鼓舞的。史学界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的基础上，摆脱了唯成份论的影响，基本上跳出了以成败论英雄的框架，在许多问题上逐渐达成了共识。少数论者还探讨人物的心理与性格，为全面评价项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此外，项羽研究的领域也有不断拓展的趋势，近年来人们开始注意与项羽关系较大的范增、宋义、楚怀王心等人。然而，不足之处依然很多，诸如厚此薄彼的现象，史料的运用和解释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视野过于狭窄，以往论者多集中于探讨刘成项败的原因，而忽略了项羽后期活动的评价，也绝少从军事角度研究项羽。我们期待项羽研究在今后有一个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