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都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清朝的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时间、地理、风俗、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和变革目标上都有相近点,但为什么一个会成功,而一个却失败了呢? 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到,在其相近的背景后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就是导致其结果的必然所在。日本是一个领主专制主义国家,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局面是两个政权并存和三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两个政权就是江户的幕府和京都的天皇朝廷,前者掌握国家的大权与实权,后者只是名义上的、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已经成为幕府与西南强藩争夺的对象。所谓三种政治势力,一是幕府和亲幕势力;二是朝廷势力;三是西南强藩势力。而对这种形势,维新派实现联合,掌握朝廷和强藩领导权之后,又能根据日本国情,采取和运用比较正确的政策。日本幕府不仅没有建立起绝对的中央集权制,反而使各藩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从客观上削弱了幕府的统治,造成了明治维新的有利条件。日本的封建领主制在政治上使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离心的可能,在经济上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又削弱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加剧了他们的分化,使离心可能成为现实,并促进了人民起义的增长,导致了资产阶级的形成和成长;离心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最后就使幕府统治危机与明治维新依次实现。
清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戊戌变法期间,没有形成两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但政治势利基本上分为两派: 帝党和后党。清代的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领域里,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但是光绪帝却没有这样的权利,大权被西太后独揽,她是封建的顽固势力的真正代表,正是在她和以她为首的顽固势力阻挠下,使戊戌变法自始至终遭到百般刁难。
明治维新的重大变革之所以获得成功,一是新政权事前做了种种应变准备;二是中央政权利用各藩的财政困难,承担了他们的原有的债务,从而减少了废藩的阻力;三是对原有的各藩知事给予生活上的保障与安排;四是借助古代天皇制的权威,从而使改革没有发生重大变乱。而戊戌变法则不然,对于明治政府在积极采取培植近代工业,从而发展资本主义方面,康有为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他始终是从表面的、形式的方面去模仿,舍本求末,生搬硬套,脱离实际,在学习、仿效外国的过程中,表露出单纯依赖外国的思想,缺乏主见。这就意味着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而且维新派把“救亡图存”寄托在“英明圣主”光绪帝一人身人,幻想只要他“独奋乾纲,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破除旧习,更新大政,”似乎变法就可马到成功。这种异想天开的政治“单相思”注定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