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迫使中国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由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致使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变局．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如何图强御侮，挽救民族危亡，自然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压倒一切的神圣使命，也成了一切爱国人士多方探索的、最主要的历史课题。这种救亡图强的探索，促使中国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巨大变革。它是中华民族开始觉醒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第一步。
　　
　　一、从闭目塞听到睁眼看世界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是一个闭目塞听的社会。人们的视线完全被禁锢于九州之内，对于中国以外世界的认识，简直是一团漆黑，茫无所知。人们“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①
　　本来，早在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曾带来不少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但是，到了18世纪，清政府对外推行封闭政策，人为地隔绝中外交往，以致原来传入的西方知识，不但没有得到扩大，而且逐渐为时代所淹没。乾隆、嘉庆、道光时期，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仍然无知到惊人的地步。如乾隆时代官府修纂的《大清一统志》，居然还说远处欧洲的葡萄牙“近满刺加(马六甲)，奉佛教”。②俞正燮则把印度和西藏混为一谈，说“西藏即古佛国，即中印度。”③广东是1757年以后清廷允许对外通商的惟一省区。按理，对世界情况应该比较了解。可是，道光二年刊印的《广东通志》，还是把美洲和非洲混而为一。竟说“利未亚为五大洲之一，其地有……亚非利加、奴米第亚(纳米比亚)。亚非利加即亚米利加，有陆路通小西洋之如德亚(巴勒斯坦)，今分为南北。”④这里把非洲的全称“亚非利加”当作非洲的一部分已很荒谬；更为可笑的是，又把美洲的全称“亚米利加”和“亚非利加”当作一个地方，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上述谬误的出现，如果发生在16世纪中西接触开始之时，是情有可原的。然而，竟出现在中西交往已有两三百年历史之后，而且都出自官修之书，则是不能容忍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是清朝当局长期“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⑤对外情既不愿了解，更不注意研究。他们“坐井观天”，视四夷如魑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⑥对于那些西方传来的正确知识，或则认为荒谬不可信，仅存之以广异闻；或则牵强附会，胡说这些东西是剽窃中国古代异说加以改造而成。如关于世界五大洲之说，就认为是沿袭中国古代“大九州”的神话。《清朝文献通考》说是“源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⑦被人誉为“无书不窥，无技不穷”的大学问家纪昀(1728—1805)，在编修《四库全书》时，还把艾儒略介绍欧美史地概况的《职方外纪》比作《十洲记》、《山海经》之类著作，认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存之亦足以广异闻”而已。⑧他们一方面对西方知识深闭固拒；另一方面又对传入的西方知识抱怀疑态度。其后果自然只能是无知妄说，弄得笑话百出。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鸦片战争一败再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英人茫无所知。清朝当局一是对英人发动战争的目的不甚了了；二是对英军进攻的战略战术不清不楚；三是对英国情况茫茫昧昧，连坐落何方都弄不清。对敌人无知到如此地步，怎么能不打败仗呢？正是受了鸦片战争惨败的刺激，一些爱国人士深感要抵抗外国侵略，首先必须了解外情。魏源(1794—1857)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当年就愤懑地指出：“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⑨“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⑩同样，姚莹(1785—1853)也痛恨当权者对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他为了使“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11)才冒着巨大风险，“于海外诸洋，有名大国，与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著之于书，正告天下。”(12)可见，他们放眼世界，研究世界情况，都与鸦片战争失败有密切关系。他们总结了失败的惨痛教训，为了今后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才下大力去收集世界各地资料，汇编成书，昭告国人。在这方面，开先河的是林则徐，而影响最大的著述则是《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
　　此外，还有1847年刊刻的姚莹的《康鞘纪行》和1846年梁廷<1.tiff>编成的《海国四说》，均分别介绍了一些世界史地知识。陈逢衡的《英吉利记略》(1841)、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2)则专门对英吉利情况作了介绍。《海国四说》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3卷)、《粤道贡国说》(6卷)和《兰崙偶说》(4卷)。其中《合省国说》和《兰崙偶说》分别记述了美英两国的情况。《康輶纪行》共16卷，涉及英、法、俄、美的史地情况。姚氏还绘制了一幅《今订中外四海图》，并写了一篇《中外四海地图说》，概叙了汉代以来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的历史情况。
　　鸦片战争后的几年之内，这些介绍世界情况的书籍相继问世，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世界史地研究的重视，同时也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知道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十分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只包括周边的友好国家，而且还有具备进步文化的先进资本主义强国以及受他们奴役的广大地区。特别是《海国图志》不仅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了世界各国情况与先进科学技术，而且提出了抵制外国侵略的方策，反映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愿望和要求，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因而问世以后，几年之间，即风行海内。从1844年初次刊行50卷本到1902年，不到60年间，连续刊刻了11次，一直是广大爱国人士普遍注意阅读的著作。咸丰八年(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曾奏请“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虽)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13)。后来梁启超也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可谓细也”(14)。《瀛环志略》问世后，虽因遭人弹劾，受到毁版厄运；但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热的兴起，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必须了解世界。徐继畲也在罢官十五年后于1865年得以重新起用，成为总理衙门大臣，兼总管同文馆大臣，其著作也得重刊印行，并作为同文馆教科书之一。从此以后，《瀛环志略》成为近代人们了解世界的必读书，有力地推进了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历史潮流。整个19世纪后期，凡是追求新知识的人，几乎没有不读过这部书的。
　　
　　二、从鄙视西方科技到学习西方长技
　　
　　鸦片战争以前，人们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多半投以鄙视的眼光，认为是“奇技淫巧”，不予理睬。由于承平日久，“耳不闻金鼓，目不见旌旗，一旦官出令曰造炮，则司治者仅识农家之锄犁；曰试炮，则春药者但见元宵之烟火’；而欲精谈勾股，割析毫厘，虽士大夫亦适适然，惊且怪矣。”(15)由于对西方科技抱鄙弃和怀疑态度，同时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以致即使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把西方正确的成果，看成错误的东西。如阮元(1764—1849)曾主编了《畴人传》，对汇集中国古代科技史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他对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却持否定态度。他说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16)又如俞正燮(1775—1840)嘲笑洋人“其自言知识在脑不在心……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17)当时一般人皆“耻言西学，有谈者则诋为汉奸，不齿士类。”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中国社会完全处于闭塞状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再也无法以老大自傲。一些有识之士在事实面前开始承认西方拥有胜过中国的“长技”。他们认为，要有效抵制西方侵略，必须学习西方长技，“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18)从而艰难地迈出了学习西方科技的第一步。林则徐认为：“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19)他又强调：“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敢也……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它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只恐供临敌之一哄。”(20)姚莹主张以每船一万金的造价，仿造西式大船十只或八只，增强抵抗力量。监生方雄飞，建议用西法造成战船一百五十只，分别安放在沿海各个重要口岸。魏源不但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且具体建议，“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聘请美、法技师带领工匠来厂造船铸炮，延聘西洋柁师，教练驾驶和放炮方法。他批评清朝当局自从广东通商二百年来，“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21)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进步人土认为，英人在战争中能节节取胜，主要是靠船坚炮利。为了战胜敌人，当时学习的西方长技，主要是仿效西洋，造船制炮。为了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林则徐早在战前即派人秘密绘制了各种战船图式，商定仿制战船的样式。又在1840年春，“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22)”还先后购买大炮数百门，教练军队学会使用。鸦片战争期间，浙江嘉兴县丞龚振麟，奉调到宁波军营研制军器。他看到英国火轮船“以筒貯火，以轮击水，测沙线，探形势，为各船响导。出没波涛，维意所适。(23)”就多方揣摩，着手仿制。1841年春，林则徐奏命前赴浙江军营效力，向龚氏提供了《火轮船图说》。龚如获至宝。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制成一条车轮战船，在海中行驶，时速3．5海里。英国火轮船“复仇神”号进犯镇海时，舰长霍尔(Hall)发现了这条船，赞叹说：“中国人这种首次尝试的独创才能，不由得令人敬佩，因为远在北方的镇海，只有在以前我们占领舟山时，他们才可能看到我们的偶然在这岛上逗留的轮船。”(24)后来有四条这样的车轮战船拨给江南水师，参加了上海吴淞保卫战。广东潘仕成聘请美国军官壬雷斯先后制造二桅战舰四艘，“材坚工巧，悉如西洋式。”(25)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利用美国兵舰模型，依靠本国人力，于1842年夏制造了一艘战舰。广东绅土潘世荣还雇用中国工匠，制造了一条小火轮。这是中国自制的第一条小火轮。
　　与仿制西洋船舰火轮同时，仿铸西洋新式大炮的工作也开始了。著名的军火专家丁拱辰(1800—1875)，出身贫寒，1831年出国谋生，接触到了一些造船铸炮方面的知识。1840年从海外归来，正值鸦片战争爆发。他虽处于“草泽之中，时怀报国之志”。他见英军凭借火炮优势，横行东南沿海，认为要除中国之患，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西式火炮以为我用。他由家乡泉州步行来到广州，经过悉心研究，终于参照西法，发明了演炮加表之法，大大提高了大炮发射的命中率，使内地自铸的大小火炮与西洋大小炮的弹发远近、坠数大略相同。他还发明了滑车绞架，使炮身可以上下左右移动。此外，他对火炮和炮弹的铸造也很有研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龚振麟发明的铁模铸炮法。明清两代铸炮，都是用泥模泥模做成之后需要一至三月才能干透，而且一模只能铸一尊炮，铸出的炮，质量低劣。龚振麟经过苦心思索，终于发明了铁模铸炮法。铁模铸炮有很多优点：一是耐用，一个铁模可以铸数百尊炮；二是省工省时，如用工匠四十名，每天可以铸炮三尊。若抓得紧，两天可铸九尊；三是方便，无论晴雨夏冬，随时皆可铸造；四是质量提高。铁模铸出之炮，炮身光滑，不用修饰，光泽如镜。这种铁模铸炮法，据说比西方还早30年。他发明的枢机炮架，即使重达5000斤的大炮，也只要一二人操作，即可随意变换方向。比丁拱辰的滑车炮架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军火专家丁守存试制成功的近代地雷，解决了自动起爆问题，标志着制雷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仍沿用火绳枪、西方则已改用击发式步枪。中国用高价购买了这种技术。丁守存依式先制成火铳，再制成自来火药，枪击技术有所提高。最后，林则徐署理陕甘总督时，吸取了西方制造空心炮弹之法，曾委托黄冕试制开花炮弹。黄冕试制成功的炸炮，爆炸时弹皮炸裂四射，弹里面的尖利铁棱，也是横穿直透，“一炮可抵十数炮之用”。(26)
　　鸦片战争时期，在中国人眼里，西方的长技主要是船坚炮利。到了19世纪5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认识到西方的长技不止船坚炮利，还有各种科学技术。随之掀起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翻译西书的浪潮。一些具备一定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纷纷和传教士结合，翻译出版了数学、光学、力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地质矿物学等基础科学著作，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
　　数学：《几何原本》前6卷早在1607年即已由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出版；后9卷则一直没有译本。1852—1855年，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与英人伟烈亚力合作，始将后9卷全部译出，并于1858年出版。此外，《代数学》、《代微积拾级》也是由李善兰于1859年首次翻译出版的。李善兰在翻译时还首创了许多数学名词的中文译名。如代数、微分、积分等，同时直接引进了X、÷、=、()、<4.tiff>、< >等数学符号，一直沿用至今。华蘅芳也译了不少数学著作，如《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代数解题法》等，均随后陆续出版。
　　重学(力学)：李善兰与英人艾约瑟合作，边学边译，“朝译几何，暮译重学”，历时四年，与《几何原本》同时译完。译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力学的一般知识，还第一次把牛顿力学三大定律介绍给中国人民。
　　化学：化学是18世纪末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徐寿是当时著名的化学家。1871年，他翻译出版了《化学鉴原》六卷。该书原本为威尔斯著，1858年出版，包括了一般化学教科书的内容。对一些化学基本原理和许多重要化学元素的性质也略有论述。书中所述化学元素共64个，绝大多数原来没有中文译名。徐寿在翻译时必须对这些元素作出准确的中文命名和合理创造新字。他运用古代造字依类象形，其后形声相益的习惯，对化学元素名称的中译名，按照谐声为主，会意次之的原则造字：对金属元素用“金”旁造字，再配上与该元素相近的音节，这样就创造了金属元素的钠、钙、镍、锌、锰、钴、镁等元素的中文名称。对于固体非金属元素，徐寿则采用“石”字旁造字，如<3.tiff>(后改硼)等。至于气体元素，徐寿则按会意原则翻译，如养气(后改为氧)、轻气(后改为氢)、淡气(后改为氮)等。这些造字原则，被后来中国化学界所接受，一直沿用下来。
　　天文学：西方的天文学本在明末清初已经传入，但经过两百多年的新探索，鸦片战争后已有了许多新内容。1859年，李善兰翻译出版了一本天文学著作——《谈天》。该书原名《天文学纲要》，新版是1851年出版的。此书对太阳系的结构和行星运动作了详细论述，介绍了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彗星轨道理论以及恒星系，如变星、双星、星团、星云等天文学知识，几乎把19世纪50年代以前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研究成果都概括介绍了。《谈天》一书的出版，有力地冲击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理论，宣传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为后来维新变法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矿物地质学：华蘅芳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时刻，怀着渴望国家富强的心情，翻译了一本美国人著的《金石识别》。他认为“五金矿藏往往与强国富兵之事大有相关”。所以刚接受译书，便以矿务学作为自己的翻译目标。他的合译人玛高温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医师。由于玛高温以行医为业，华蘅芳每天只能等待在玛高温行医的地方，利用行医空间，进行口笔对译。玛高温中文水平不高，华蘅芳不懂英文，翻译起来自然困难很大。双方往往靠打手势，看脸色，反复推敲，才能勉强理解大意。常常为译一个名字，需要辩论多次才能落笔。华蘅芳熬了三四百个昼夜，才把这本书译完，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近代地质探矿知识。
　　金石学和地质学是互为表里的。由于金石学与地质学有密切关系，华蘅芳在译出《金石识别》之后，又从地质学角度，把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地质学原理》译成中文，定名《地学浅释》。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质学著作。
　　从这时开始，西方大量的科学技术著作被陆续翻译出版。据统计，1853一1911年间，共有468种科技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综合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学58部。平均每年有六七部翻译著作出版。这些著作对于提高近代中国的科技水平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由重农抑到农商并重

　　封建社会，吃饭穿衣，都离不开农业，农业是全国人民的衣食之源。这种社会经济状况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就形成了牢固的农本主义思想，反映到历代封建政府的政策上，就是长期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多大改变。鸦片战争，英国打败中国，如果从社会制度上探本求源，也可说是工商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制度的一次胜利。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使得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人士开始了新的思索。他们虽然尚未摆脱农本主义思想的桎梏，但已感到不能忽视商业和工业。有的则提出“本末兼富”、“农商并重”的新观念。开始意识到要抵抗西方侵略，需要发展近代工商业。这种新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的农本思想的一个大突破，标志着农本主义已经动摇，为后来“工商皆本”的提出打开了通路。这种农商观念的变化，为后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了思想准备，是鸦片战争后民族觉醒的又一重要标志。
　　1．农商观念的变化
　　鸦片战争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他们早期几乎都是农本主义者。他们对农业的看法，和传统的重农思想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对工商的认识有了若干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刚刚开始，可是十分重要。因为这是走出封建门槛的第一步，值得特别注意。
　　鸦片战争前，只要翻翻鸦片战争时期进步思想家的著作，很容易就可找到他们的农本和重农之类的言论。如包世臣(1755—1855)说过：“生财者农”，“天下之富，在农而已”；龚自珍说：“天下之大富必任土”。他主张“博食之源，啬食之流，重食之权”。如果拿金属货币和粮棉比较，龚认为“贝(货币)专车不得一匹麻，有金一斛，不籴掬粟”；林则徐提出：“农为天下之本务，稻又为农之本务”；魏源的农本思想也不亚于他们。他曾说：“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这类言论表明，他们对农业的重视，几乎是众口一词。当时进步思想家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可贵的是，他们没有终生停滞于农本水平，而是逐渐从“抑末”转向比较重视商品经济，“重农”并不“抑商”。有的提出农商并重，有的还提出利商主张。如包世臣曾说：“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27)，他还说：“无农则不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28)。这里所说的本，自然是指农业，末指工商业。农本商末是几千年的社会传统。在封建社会中，商是四民之末。商人的形象也很坏，多半被冠上“奸”字，甚至认为“无商不奸”。认为他们的钱财都是通过欺诈手段牟得的，是不义之财。现在，包世臣提出“本末皆富”，显然是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其外，龚自珍也提出“食货并重”的观点，(29)和包世臣说的是一个意思。林则徐则提出鼓励商民结伙开矿、“宽铅禁”等利商主张。魏源鼓吹“本末相辅”(30)，食货要按具体情况决定轻重。他说：“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31)
　　从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经济起着瓦解封建经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作用。诚如马克思说的，它曾“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鸦片战争时期进步思想家提出重商、利商等主张，客观上为后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作了舆论准备，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
　　2．主张效法西方，建立新式民族工矿业
　　鸦片战争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在重商、利商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民族工矿业的主张。魏源建议在虎门外设造船厂、火器局的同时，就主张允许民间自行设厂。凡沿海商民有自愿立工厂造器械，或自用，或出售，均听其便。军火工厂也可生产民用产品。为了解决银源枯竭问题，他还提出了“采金”的主张。魏源指出，中国过去不注意开采银矿，“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32)。要改变银贵钱贱局面，除了制止白银外流，就是依靠自己力量开采银矿。他认为中国银矿未开者尚有十之六七，潜力很大，足以解决银荒问题。在开采方式上，他建议改变专由“官采”办法，奖励商民开采。他说：“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锸云趋，裹粮鹜赴。官特置局，税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额，将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出不可胜用，沛乎若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得不偿失，财不足用乎？”(33)林则徐和魏源一样，也主张允许商民经营银矿：“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嘉奖，歇亦不追。”(34)他还提出放宽铅禁，允许商民销售银矿的副产品——铅。
　　3．从国家富强着眼，主张发展正当对外贸易
　　鸦片战争前，一些关心现实的人，眼见鸦片贸易对国家造成严重祸害，曾主张中外贸易一体断绝。如包世臣提出：“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需”，因而主张“绝夷船，即自拔本塞源”(35)。龚自珍主张在禁绝鸦片的时候，“宜并杜绝呢羽之至，……又凡钟表、玻璃、燕窝之属，悦上都之少年，而夺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36)这种闭关绝市的主张，在开放的时代，自然是行不通的。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禁烟期间，即已不赞成这种主张，提出在禁烟同时，要发展正当对外贸易。他向各国商人说明，只要缴出鸦片，遵守中国禁令，具结永不夹带鸦片，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37)魏源和林则徐一样，也主张禁绝鸦片贸易，发展对外贸易，以利社会经济发展。他以1837年进出口贸易为例，具体算了一笔账。这年，“外夷岁入中国之货(不包括鸦片)，仅值银20 148 000元；而岁运出口之货，共值银35 095 000元。以货易货，岁应补中国银价14 945 000元。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38)他运用这一概算说明，只要禁绝鸦片贸易，发展正当贸易，就可变入超为出超，扭转白银外流局面。而且，魏源主张发展对外贸易，目的不止在于扭转白银外锍，更在于进口大米、武器以及人民经济生活中的急需之物，出口丝、茶等中国产品，借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达到“自修自强”。他的目光已从进口消费品转向进口有利于工业生产和增强国防的物资。这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主张，与纯粹进口消费品有天壤之别。
　　4．主张放宽华民出国限制
　　明清时代，一直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洋。中国商人出国贸易或侨居，被认为是不安本分。鸦片战争时期的进步思想家，虽然还不敢公开提出允许华商出国贸易，但也曲折表示了支持中国商人出洋贸易的思想。林则徐在奏报中说：“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此固市井之谈，不足以言大义，然就此察看，则其不患无人经商，亦已明甚矣。”(39)他借市井商人之言，委婉地批评了清政府限制华民出洋政策，间接表明了自己的支持发展外贸的主张。
　　
　　　　　　四、学风由潜心考据转向经世致用
　　
　　清代学风，前后经过三次大变。清初几位大儒，都是明代遗老。他们痛感空谈亡国，不喜空谈性理，讲学强调笃行实践。他们志在讲求天下利病，隐求民族之复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是这些人的代表。到了乾嘉时代，汉人反清意识逐渐消失，清朝统治已经巩固。而且经过一系列文字狱，知识阶层生怕一言不慎，招来诛家灭族之祸。大家闭口不谈本朝事实，只是成年在故纸堆中讨生活，考据训诂之风因而盛极一时，对国事不闻不问。道光以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失败，给了全国士大夫以极大震惊。他们痛感前此盛极一时的考据学，脱离实际，于国事毫无补益；而清政府提倡的程朱理学，空谈性理，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同样严重脱离实际。他们转而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主张经邦济世，学以致用，既反对繁琐考证，也反对空谈心性，而以学问必施之于政事，有益于世界为依归。宋学空谈王道，无益国计民生，魏源严正指出，他们“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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