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政治风云诡谲多变，值得回味、值得纪念的年头。

　　这年正月，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的政权，3月19日攻克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277年的明王朝。也就是在这一天，崇祯皇帝携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在衣襟上写下遗诏，自缢于山亭。这位明朝末代皇帝临终时曾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至，他在遗诏中又是悔恨自己，又是怪罪群臣，凄凄惨惨地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然而，起义军进京后好景不长。4月，明王朝驻防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白成亲率20万军迎击，因战斗失利，退出北京，败走西安。5月，清兵入京。10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

　　公元1644年，是干支排序甲申年。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里称，这是明末农民革命的“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甲申三百年祭》脱稿于1944年3月10日。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连载，后来又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各解放区还印了单行本，曾引起广泛的反响。毛泽东同志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讲演《学习和时局》中特别谈及此文，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对于李自成和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悲剧，郭沫若在书中指出，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从3月19日到4月29日

　　李自成等进京的这40天里，牛金星大摆起丞相架子，，“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忙于筹备登基大典；一品权将军刘宗敏则终日拶挟降官，搜刮赃款。此其一也。其二，几十万大军全屯于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往昔严明的军纪，如“不得藏白金”，“马腾入田苗者斩”，“犯淫劫者立时枭磔，或割掌，或割势”，“夜四鼓蓐食以听令骑射”等等，被一一置诸脑后，忘得一干二净；而对近在肘腋、严阵以待的大敌，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仅只派出几千兵士去山海关镇守，可谓麻痹轻敌到了极致。其三，李自成捉到吴襄，命他给儿子吴三桂写信招降，而刘宗敏却对吴襄绑票、抄家，还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这样，终至把尚在踌躇观望的吴三桂逼反了，引发了形势急转直下的变异。

　　据一些史料记载，李白成自律还是严格的，连明史也称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京时“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还说他在京殿上“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明季北略》卷十九记载了马世奇的一段“廷对”，当着崇祯皇帝的面把明朝官兵和农民起义军作了一番对比。他说，官兵苦害百姓，“人不得守其田园”，“人不得有其家室”，“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李自成的义军“收拾人心”’“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众百姓“视贼如归”。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李自成当然不能辞其咎，但更为致命的是，他全然没有去管束他那左膀右臂牛金星、刘宗敏的胡作所非为。天下太平、大功告成的自满情绪大膨胀，竟毫无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这也就无怪乎大堤决溃而无所措了。

　　李自成的悲剧还在于，胜利之后他就听不进逆耳之言了，却偏信负恩卖友的牛金星的谗言，杀了能进谏忠言的制将军李岩，重蹈了封建王朝开国之君屠戮功臣的错误。

　　李岩，是河南杞县举人，一个被称为“有文武才”、“好施尚义”的知识分子。崇祯13年，李自成从巴西、鱼腹诸山突围出来，轻骑由郧县、均县走河南，李岩参加起义军。《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中维妙维肖地记述了李自成与李岩初见面时“相得甚欢”的情景：李岩对李自成说，“恨谒见之晚”，李自成对李岩说，“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李岩又说，“将军恩德在人，愿效前驱”，李自成也说，“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由此清楚可见，两人谈得很投机，真是如鱼得水。

　　李岩入伙后，就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岩很懂得一些舆论宣传的奥妙，他派人扮成商人，在民间广布流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还编出童谣，让小儿到处传唱：“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家都欢悦”。就是在这一年，嗷嗷待哺的河南饥民如大旱之望云霓，“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李自成从此走出隐伏商雒山中时的低谷危厄，面前展现出柳暗花明的转机。完全可以说，崇祯十三年后农民起义军的辉煌，李岩是多有建树、立了大功的。

　　不幸的是，进京之后李自成对李岩的进谏就“毫不介意”了。他那曾是“能纳人善言”、“凡事皆众共谋之”的作风也不见了。就在牛金星、刘宗敏等昏昏然陶醉于胜利锣鼓声中之时，李岩曾进谏4件事，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就有严肃军纪和招抚吴三桂父子这两项重要建议。这原本是一服良药和清醒剂，但李自成的态度如何呢?“自成见疏，不甚喜，即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终至铸成无可挽救的大错。

　　李自成自崇祯2年在金县杀死县官、将官起事，与官兵辗转周旋，时胜时败，十六七年间历经危难，他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几乎成就了他的大顺朝统治的伟业。而进京短短40天后，他却败走西安，次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而牺牲。这实是历史的大憾。他功败垂成，大事毁于一旦，归根到底一句话：败就败在起义军的一些首领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军纪败坏；再加上一条：内部宗派斗争，导致“群贼解体”。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一部教科书。向历史学习，能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多长些智谋，少走些弯路。

　　重温《甲申三百年祭》是大有益的。

编者后记：对李自成甚至包括太平天国的“天京变乱”我们的确值得深入、丰富的反思，因为这个似乎代表了中国的一个自古至今的通病，今人如何避免？看来前主席毛泽东同志并没有作出让人满意的答卷，我们今天倒底该如何以历史的视野思考根除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