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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块牌匾，上书一句名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汉书》时，替刘德立“传”，赞扬刘德收集古籍、整理治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此匾为民国初年湖南工专1917年迁入岳麓书院时，由校长宾步程所撰。宾步程校长手谕“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从社会的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也许宾步程校长并未意识到他的这一校训，将会对未来中国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曾两次利用假期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后，仿岳麓书院，书“实事求是”作为抗大校训。“实事求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和社会实践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78年胡耀邦同志主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再宣讲“实事求是”原则。邓小平同志也将“实事求是”原则，作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得到如此传承，以及仍将继续发挥发展认识论的基础作用，可见“一言兴邦”并非虚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于“实事求是”，它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成就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成为妇孺皆知的名言，以及它令人称道的战斗力和社会影响力效果，得力于胡耀邦同志的精心操作、以及邓小平同志等老一代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拥护，同时，也是保守迷信观念，积重难返的现实造成的。当今的中国，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平稳发展，为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适时发展。回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初的提出，回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十分必要。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举国一片欢腾，人民渴望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能够拨乱反正，落实“实事求是”原则，澄清是非。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峰却在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习文件抓住纲》，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是一盆冷水，它泼在了热切盼望改革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头上。
1977年春节前，在河北省，有一位省委领导干部批准城镇居民一次性増配食用油，每人一斤半。那时，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只有二、三两食油，一次增配那么多，每个家庭的大人孩子都为能够过上一个富裕一点的春节而高兴。这一举动引起人们对当时的农业政策的纷纷议论，也加深了人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怀念。这一举动影响深远，在全省范围内引起轰动，也在全国产生影响，这位领导干部也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那时，我在河北省邯郸钢铁总厂（现邯钢）炼钢分厂作机修工人。1977年春节后的一天，来了一位搞调研的人，说是来了解群众对这次増配食用油的看法。分厂党委王中宇（读音）书记派人把来人领到我那里。
来人拿出一张4#纸大小的表格，让我来填写。我估计来人是那位省委领导干部的秘书，曾提议与他一起来研究措辞。他说有纪律，不能参加意见。我自己在那张表上写下大约二百多字：[ 我吃食堂，对食油的多少感触不深，但是的确令许多人兴奋。也引起了人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思念。我插队时，有农民讲：现在小麦亩产才二百来斤，他自己单干的话五百斤也不止。这说明我们的地力有、人力也有。农业产量上不去的原因是没有发挥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业学大寨”，大寨有个陈永贵，全国有多少个生产队，就需要有多少个陈永贵。怎样才能培养出那么多陈永贵式的支部书记，这是党的思想工作者的责任。]
我在这段话中：指出人民思念邓小平同志（当时邓小平还在批判中）；指出单干亩产可以翻一番；指出农业改革，要能够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
那位搞调研的干部，看我写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又在“真理的”和“标准”之间加上“唯一”二字，他问这句话是谁说的。我说，这个句子是我造的，但这句话的精神，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有充分的论述。我曾问他以后做什么，他说，“到”南京大学教书，或许说“在”南京大学教书。我说，这句话可以救那位领导干部，还可以救许多人，你想办法写一篇文章，看上去象一篇纯理论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字也不要改，改了就没力量。来人曾问我为何不自己写，我说，纯理论的文章，我现在有困难，写出来了也无法发表。我说，如果需要，我可以署名。那人便是后来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稿的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明。
1977年3月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不久，分厂党委王书记找我，问我在那张调查表上写了什么，是什么意思，并问我那个农民是谁。我问，是谁问。王书记说，是胡耀邦同志。我讲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内容。王书记高兴的说，让你接受调研是对了，这几句话很有力量。我还讲了，请出邓小平、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择机发表、寻求支持的话。并说，“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只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克服。王书记回去写了材料。
我在那张表格上写下的几句话，读起来，对于意在倡导农业改革来说并不明朗。那张表格到了中央，华国锋以及当时的中央领导干部也应当都有圈阅，只有胡耀邦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句话引起注意。后来，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时，当时的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他得知该文发表的消息，并未受到惊动，显然他知道那句话，只是他没有认识到那句话，将对“两个凡是”的震撼作用。
1968年12月我到河北省邢台县会宁村插队，那年我十九岁。不久，我认识了中年农民梁天才，梁天才是个务农好手。他对我讲，单干的话他可以使亩产翻一翻。我很敬佩他的务农技术，第二天，我把他的话对生产队长李春德大爷讲了，希望他能重用梁天才。李春德大爷对我说，如果单干，他行，别人也行，翻一翻都不止，还会更多，不是农民不能干，也不是农民不干，村里养了那么多闲人，农民干活没劲……。李春德大爷还告戒我不要随便讲，许多人因为讲这些话，被打成了反革命。李春德大爷为此还和梁天才发生过争论，梁天才对我说，现在不要讲，以后当了干部再想办法，他说我能办到，我答应了。随后的几年里，我对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进行了反思，也读了一些理论文章，心中始终盼望着中央能够解决农民的问题，始终记挂着农民们的委托。

打倒“四人帮”以后，华国峰提出“两个凡是”，令人失望。没有办法，人们只好另寻突破。这时，我重读了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实践论》，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又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思想核心，在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新中国的建立中运用的尽善尽美。但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有许多不合时代特征的决策，农业集体化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饿肚子，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吃饱饭。集体化实行了二十余年，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改革是必须的。华国峰作为毛泽东的继承者不能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精髓，不能看到前任的不足和错误，不能有所纠正和提高，只讲继承，不讲有总结、有提炼的传承，令人惋惜。
当年，我们维修班的工人们喜欢辩论，大家有一个共识，辩论归辩论，不许上传，因此大家敢于说话。分厂党委似有耳闻，但是从未干预。在辩论“两个凡是”时，为了增加语言力度，我将毛泽东主席《实践论》的论点，以不可辩驳的语气，说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厂区的大喇叭播了好几次，较我年轻些的同事唐伟对我说，这句话是我说的（那张调查表中的内容我与他讲过）。我说，观点是毛主席提出的，是我重新组合、修改、造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完全全是毛泽东《实践论》的论点，我把“只有”“才”改为“唯一”，而“只有”和“才”也是“唯一”的意思。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写下“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也用到了“唯一”的句式。
1977年5月，胡耀邦同志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始终为落实干部政策操劳，为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奔走。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之后，也给予“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积极支持下。1977年11月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设置的哲学课上，把学习重点放在认识论上，着重批评了“文革”十年中的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以权力标准、语录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12月2日，在校党委专门召开的扩大会上，他说：“对‘文革’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之前，胡耀邦同志始终没有使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句，这正是他的大智大勇。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胡福明终于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送到《光明日报》编辑部，又经过几个月的修改。1978年，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发现该文很重要，即和编辑部的同志反复修改了几次，又让胡福明自己修改了几次，然后请孟凡转告胡耀邦。这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已经完成党校交给他的任务，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福明的文稿送到党校后，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让孙长江将两稿融合。孙长江在胡福明文稿上作了许多改动，补充了许多理论方面的论述和经典引文，特别增强了针对“四人帮”的现实战斗性，经吴江修改后，送给胡耀邦。1978年5月6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成员在他家里讨论，由他最后定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经过一年的写作、修改和准备，于1978年5月11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准备了思想条件。
1980年11月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1984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锐同志完成了“第三梯队”的组织考察，共考察了1068人。1985年邯钢总厂党委王大斌书记通知我，我被选进“第三梯队”。1986年4月我调回家乡天津，不久，胡耀邦同志来到我家。
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楼道里有许多穿便衣的生人。我来到五楼的家，问候过母亲后，看到胡耀邦同志微笑地坐在我家正屋那个自制的沙发上，我激动地向胡耀邦同志问好，胡耀邦同志和蔼地让我坐下，我坐在对面。
胡耀邦同志与我的谈话时间并不长，主要是让我谈了几个问题。我很坦率的谈了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民主。我说：“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势必形成贫富差别，这并不可怕。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调节，保证贫困群众的生活底线，将来的贫困群众的生活底线都会高于现在的平均水平。重要的是生产力发展了，国富民强了，如果国家贫困什么理论都没用”。我说：“在中国，理论的创新要有策略，‘四项基本原则’是策略的，从维护社会稳定这个意义上说‘四项基本原则’需要坚持”。我说：“社会主义的民主，要体现执政党执政的透明度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参与，在贫富差别出现之后，反对腐败是个大题目，要有群众监督的体制”。我说：“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一、要提倡，二、要有可供操作的具体措施”。胡耀邦同志让我谈谈具体措施。我说：“执政党要有竞争机制，支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关心国家事务。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可作的事很多，较大的动作还要实践和思考”。胡耀邦同志鼓励我努力思考。我答应了。他走了，他步履坚定。
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中写道：“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并且规定要“在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在北京医院逝世。胡耀邦同志主持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奠定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他领导了“大平反”，解放了几百万人，包括受牵连的人，共一千五百万人。他提倡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的思想，奠定了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广阔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辉煌。但是，要看到我们的经济结构、抑制腐败和民主政治方面，距离西方先进国家仍有许多差距。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把握时代特征，大胆突破，便成为我们当代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实践标准”原则的关键。任何保守和故步自封的思想，都可能使我们在历史面前带来被动，都可能阻碍历史的进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通过学者胡福明同志和孙长江同志的论述，通过思想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的大胆实践和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的，通过众多的热爱祖国的同志和群众的积极参与，成就了自古读书人“一言兴邦”的理想。它凝聚了人民群众的愿望、知识化劳动者和学者的大无畏、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政治家的英明决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展开，它发展了“实事求是”原则，它归于“实事求是”原则的麾下，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一员战将。“实事求是”是土生土长的唯物主义，化古老为新奇，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从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认识论的统帅，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第二性的，以及理论要联系实际的唯物论观点，同时它来的更加简练和准确。“实事求是”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并没有完结，它的发展需要有具体针对性的论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针对“两个凡是”，针对个人迷信取代实践检验，以权力标准、语录标准取代实践标准的做法而提出的，它是在强烈要求纠正错误的社会实践中，应运而生，它具有上口、易记、针对性强和不可置疑的语言效果，它仍然具有打击保守主义的战斗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针对性，也具有了局限性，它是在实践方案实施后，通过分析实践效果，检验实践方案合理性的方法论。作为检验‘过去时’实践方案的方法论，它缺乏确定实践方案的理论指导功能，它不是实践前的方法论，我们还要研究出，在实施实践方案之前，指导制定实践方案的方法论。当今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绩斐然，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原则，在“实事求是”原则的麾下，新的论点便不再是战将，而是循循善诱的谋士。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不仅提出“实践检验理论”的思想，也提出“在社会实践中去开辟认识真理”的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时代在发展，在新的时代特征面前，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发扬胡耀邦同志的民主精神。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点、具有策略性特征的观点分别开来。准确和完整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胡耀邦同志的民主精神，坚持“三个代表”和构建“和谐社会”思想，“实事求是”的探索和制定符合社会实际的实践方案。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人类认识真理之路，以“实事求是”为统帅，不断配备具体负责的助手，除了要有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战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要有指导制定实践方案的谋士——“审时度势是探索真理的唯一途径”；还要有研究理论的理论家——“总结和提炼是理论传承的唯一途径”；还要有取得成功获得精神支持的思想家——“道德力量是削弱对手和鼓舞自己的精神武器”；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家——“自身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保证社会平稳发展的最佳途径”；……。
2002年10月，我写了《审时度势是探索真理的唯一途径》的初稿。初稿写出后，曾给中央党校打过电话，并未发表。最近七次修改，主要论述了“审时度势是探索真理的唯一途径”的论点，并谈及上面的论点，同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选举制度可以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平等竞选制”的论点。近日将完稿发表。

2002年2月13日初稿，2007年7月30日完稿。8月2日在《历史风云网》
发表，8月8日——18日又作了些修改。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天津手机：15922153630 王相彬 2007年8月18日
参考资料：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纵横》杂志 作者：何孚 许迈扬 李公天
《一个实事求是的共产主义者——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 孟雷 2005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