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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先进人士实践“实业救国”的漫长道路上，刘鸿生曾为振兴民族经济、扩大民族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我国著名的“实业大王”。他艰辛创业，勤奋经营，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创业精神，积累了经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刘鸿生一生匡时济世、振兴实业的宏大抱负，审时度势、惨淡经营的应变能力，坚韧不拔、竞争不息的创业精神，操奇计赢、以新制胜的经营才华，都将永垂史册。特别是他关怀桑梓，乐育菁莪，捐资创办定海公学(即今舟山中学)和女子中学。他一生所表现的青春爱国之心、耿耿民族之情，至今为舟山乡亲及国人所称颂。
刘鸿生原籍定海，1888年出生(现定海聚奎弄故居被列为“舟山市文物保护单位”)。父亲刘贤喜在上海招商局轮船上任总帐房，收入较丰，全家生活温饱有余。不幸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靠母亲省吃俭用，供他求学，从上海圣约翰中学升至圣约翰大学。1906年，他在大学二年级时，由于品学兼优，该校美国籍校长卜舫济博士决定保送他去美国留学，学成回来充任牧师兼英文教师，月薪150元，并供花园洋房一幢。但他不愿当牧师，且家里也反对，故婉拒了卜校长的安排。校长认为他违背了上帝的意旨，斥他为“上帝的叛徒”，将他开除出校。
十二年以后，刘鸿生在事业上飞黄腾达。1918年他的豪华住宅落成，在乔迁新居的欢庆会上，他对前来道贺的卜舫济校长表示，愿捐款为母校建造社交楼一幢，以加强校友联系。三年后，该楼落成，卜校长在全校师生及校友大会上宣布：“为表彰刘鸿生在校时品学兼优，成绩优异，为感谢刘捐款建造母校社交大厦，特以我本人和校董会的名义，授予刘鸿生名誉博士学位，并聘请他担任校董会主席。” 从“上帝的叛徒”一变而成“名誉博士”和“校董会主席”，使刘鸿生不禁感慨万千。
离开圣约翰大学，刘鸿生先后在上海工部局老闸捕房担任外籍人员的华语教师，后又考入上海会审公廨担任翻译，再转至意大利籍人穆安素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秘书。不久，经他父亲的挚友周仰山(与舟山人的朱葆三共同筹组上海宁波同乡会并担任同乡会首任会长)的介绍，进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充当销售员。
刘鸿生最初推销的煤炭主要是供应纺织厂使用。由于当时煤炭质量较差，因此销售市场不大。他认为开平煤系统货，不分等级，好坏搭配，不仅使用不便，而且不能体现优质优价原则，遂向公司建议将统煤分成等级，按质论价，保质保量，以取信用户，保持公司信誉。公司经理柯尔德对这一建议备加赞赏。销售方法改进后，销售数量随之激增。接着，他又根据用户需要，制定具体的调运计划，既可保证按时、按质、按量供应用煤，又能节约堆存煤炭的费用，因而赢得了广大用户的普遍欢迎。
由于经营管理的改善，开平煤的销售地区逐步扩展到长江下游一带，特别是经过刘鸿生的实地走访推广，原来许多用木柴等燃料的窑灶亦开始改用煤炭，销售量更是与日俱增。随着业务的发展，公司决定将上海、苏州、无锡、南通等地区划给刘鸿生独家经销，并在上海设立开平矿务公司售品处，掌管上海及长江流域的销售业务。刘鸿生被委任为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售品处的买办。接着，公司又在上海建造了一座专用码头——开平码头，开设煤炭堆栈，加速运输，保证供应。刘鸿生采取薄利多销、跌价竞销的策略，将一些小型煤矿的产品挤出市场；又在上海开设元泰煤号，在南京、南通、江阴、芜湖等地开设生泰恒煤号。在南京、镇江、江阴等长江口岸建造开平公司专门码头和煤炭堆栈，以运输、储存等优势，控制了这些地区的煤炭市场。
1912年，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兼并了滦州矿务局，将两矿改组成为开滦矿务公司，续聘刘鸿生担任开滦矿务局售品处的买办，从此经售数量骤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滦公司的英国籍职员大都应召回国，所有煤矿业务交由刘鸿生管理。当时国内工业由于洋货输入减少而空前发展，用煤数量逐年扩增，开滦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最多一年销量达250万吨。刘鸿生的年收益在20万元以上。到大战结束时，年龄不满卅岁的刘鸿生已成为名闻遐迩的百万富翁，积累财富达300万元之巨，登上了“煤炭大王”的宝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大多卷入了战争的漩涡，无暇东顾，因而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缘。刘鸿生审时度势，筹划创办企业。经调查研究，选择开办投资少、设备简、销量大、周转快、获利丰的火柴厂。当时中国火柴工业落后，产品质量较差，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市场主要被“洋火”占领，但洋货亦存在不少问题，如瑞典“凤凰”牌，远洋运输，成本高昂；日本的“猴子”牌系在中国制造，虽成本低，质量好，但产量有限。
1920年初，苏州鸿生火柴厂终于建成投产。在建厂过程中，刘鸿生夜以继日认真钻研火柴生产技术，掌握安全火柴的化学配方关键问题，亲自赴日本磷村株式会社的火柴厂实地考察，并引进先进设备，以高薪聘请日本技术人员传授技术，还延聘留学归来的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天骥博士担任总工程师。工厂开创期间，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操作工人又不熟练，生产的火柴质量不高，因而销路差，以致亏损。经过两年的改进，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可与进口的瑞典“凤凰”牌火柴、日本“猴子”牌火柴媲美，而价格则略低于进口火柴。这样，鸿生火柴厂的产品销量激增，逐步覆盖上海和苏、浙等地。到1924年，刘鸿生又收购了他的岳父叶世恭所创办的苏州燮昌火柴厂，成立鸿生火柴公司，还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日本“猴子”牌火柴被迫退出中国市场，国内各地中、小型火柴厂乘机崛起，犹如雨后春笋。这些中、小型火柴厂由于资金少、设备差、技术低，大都生产黄磷火柴，价格比较低廉，因此火柴市场呈混战状态。瑞典火柴厂趁机收购了日商燧昌火柴厂，开始在中国生产“凤凰”牌火柴，增强了竞争能力。它企图垄断中国火柴市场，想兼并大中华火柴公司，甚至要求收购苏州鸿生火柴厂的资产、商标。针对这一情况，刘鸿生于1928年发起组织成立了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联合同业维护民族工业，抵制外国火柴，促进国货生产，得到全国52家火柴厂的赞同。1929年11月在上海召开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刘鸿生被公推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他率代表团向南京政府进行大规模请愿，提出“挽救国货火柴方策”，要求政府保障民族工业、保护国产火柴、免除苛捐杂税、限制外国火柴进口等，但均未被当局接受采纳。 随着国内火柴厂相互竞争的加剧及国外进口火柴的增多，我国火柴业的形势日益严峻。刘鸿生以其出色的组织才能和经营能力，着手进行统一中国火柴生产和市场的规划。他提出同业合并，减少竞争，协力图存，以发挥集团经营在资金、技术、管理、销售等方面的优势的倡议，受到同业拥护。他采取先大后小、先易后难的方针，即先将长江下游一带的火柴厂进行合并，以控制生产，提高质量，扩大销售，然后再向全国逐步推广。1930年7月，鸿生、燮昌、中华三家大型火柴厂宣告正式合并，改名为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由刘鸿生担任总经理。一年后，大中华火柴公司又先后兼并了九江裕生、汉口燮昌、芜湖大昌、扬州耀华、杭州光华等中型火柴厂，公司资本亦随之扩充到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约占华中地区销售总量的一半，并在汉口、南昌、芜湖、南京、镇江、苏州、杭州、汕头、福州、厦门等地设立销售处，销售地区除东北各省外已遍及全国。至此，大中华火柴公司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火柴企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经济飞速发展。这个国际都市掀起建筑高潮，建筑材料需要与日俱增。刘鸿生考察了国内及日本水泥工业后，决定在上海兴办水泥制造厂。他向舟山籍上海工商界领袖朱葆三求教，共同研究建立水泥厂的可行性，并在舟山旅沪同乡韩云根和刘宝余的协助下，于1920年与建筑业巨头桂记营造厂主陶桂林等集资120万元，在上海龙华创立上海水泥厂，在湖州、佘山建立原料基地，聘请德国水泥专家马礼泰担任工程师。总经理刘鸿生还亲赴德国考察水泥生产的技术与管理，订购生产设备。该厂于1923年正式投产，生产“象”牌水泥，与当时的天津启新洋灰厂生产的“马”牌水泥、日本小野田厂生产的“龙”牌水泥三足鼎立。当时上海的“亚洲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和外滩的中国银行大厦等建筑都采用了“象”牌水泥，使“象”牌声名大振，产品遍销上海和江南地区。“五•卅”惨案后，国内抵制日货，“龙”牌退出市场，使上海水泥厂得到空前发展。以后，江苏龙潭创立中国水泥公司，生产“泰山”牌水泥，加入竞争。为加强同业合作，经多方联系，上海水泥厂、启新洋灰厂、中国水泥厂实行联营，联营后产量约占全国水泥总产量的85%，其中“象”牌水泥始终独占鳌头。
火柴厂和水泥厂的创建和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刘鸿生振兴实业的宏大抱负，他相继创办了码头、仓储、毛纺织、搪瓷、煤矿以及银行、保险、房地产等企业。
上海自开埠辟租界后，港口的吞吐量骤增，黄浦江两岸码头、仓库林立，但绝大多数为外商所有。刘鸿生自1909年进开平矿务公司后，为开拓上海煤炭市场，曾为开平公司购置开平码头。1918年刘鸿生自己投资购进浦东董家渡沿江土地100亩，建成泰兴码头，后改为中华北栈码头。1921年又在北首续购200亩，建成中华南栈码头。1926年再在周家渡岸边购置土地250亩，建成中华周家渡码头。至 1927年，成立中华码头公司，把周家渡、北栈两处划为煤炭专用码头，南栈码头供杂货装卸，并建有钢筋水泥三层仓库一座，其他仓库11座，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中华码头公司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在黄浦江畔拥有码头最多的企业。1927年秋，刘鸿生赴欧美各国考察。在英国，他参观了世界毛纺织业鼻祖黎士毛纺织厂，并在“黎士”深入考察毛纺织的技术、管理。回国后，于1929年在浦东周家渡创建章华毛纺织厂，聘请英国黎士毛纺织学院毕业的张训苹任总工程师，同时延聘从日本学成回国的纺织专业留学生担任车间技术指导，还亲自到故乡定海招收一批女青年进厂为“养成工”。建厂初期，由于技术设备较差，生产呢绒质量未能与从英国、日本进口的舶来品竞争，因而，头三年累计亏损8万元。刘鸿生广揽国内一流的毛纺专家到厂攻关研究，终于解决了技术难题，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企业开始扭亏为盈。此后，又通过宋子文的关系，承揽了军服呢料及邮电部门制服用料，市场销售亦不断扩大，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毛纺织厂。
在创办章华毛纺织厂的同时，刘鸿生又兴办了华丰搪瓷厂。当时上海已有铸丰、益丰等搪瓷厂十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华丰厂全部采用从日本引进的技术设备及珐琅原料，产品质量后来居上。建厂第一年销售额即达90万元，产品还远销南洋一带。
在这段时间里，刘鸿生实地了解了上海居民使用手工制作煤球的情况，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用机器制作煤球的工厂，定名为中华煤球厂，厂址设在浦东，并在上海四川路设立样品陈列室，展出机制煤球和改装后的煤球炉，采取购买机制煤球赠送煤球炉的推销方法，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后来又组织煤球联合会，统一质量规格和销售价格。不几年，机制煤球就逐步替代了手工煤球。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鸿生听到挚友、地质专家丁文江谈起江苏徐州地区煤矿蕴藏量十分丰富，时贾汪煤矿宣布破产，于是他与该矿债权人谢蘅窗等联系，出资80万元购进贾汪煤矿全部矿权，于1932年成立华东煤矿公司。刘鸿生利用多年经营煤炭的渠道与经验，积极改善经营管理、生产、销售数量激增，不久就使该矿成为华东地区的主要产煤基地。
刘鸿生既拥有火柴、水泥、毛纺织、搪瓷、煤球和煤矿等众多企业，资金调度与周转更趋频繁。为适应经营需要，他于1931年4月创立中国企业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四川路6号，并聘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为顾问。从此，刘在金融界也开始崭露头角。
1930年，刘鸿生在四川路6号(今四川中路33号)建造的八层高的企业大楼正式落成。这是我国民族资本家营建的第一幢办公大楼，矗立在四川路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转角处，是刘氏全部企业的大本营。
大楼底层是中国企业银行；二、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刘鸿生办公室；四层是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五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层是章华毛纺织公司；七层是刘鸿生记帐房间、保险公司与中、小企业；八层是刘公馆。
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上海和整个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为转嫁危机出兵侵略中国东北三省。风云突变，中国的民族经济陷入困境。行政院长宋子文拟聘刘鸿生担任招商局总办(总经理)，同时应允解决他的企业所存在的困难。他权衡利害得失，终于出任招商局总办。由于他的经营管理才华，任职三年，通过一系列整治，使招商局面貌大为改观，管理趋向正规，效益不断上升，但他自己的大批企业却处在停滞不前状态。1935年，上海各业萧条，金融业银根奇紧，社会上谣传“刘鸿生要倒”，银行、钱庄纷纷登门索债。在这危难之际，刘积极张罗调度，并卖掉1918年所建豪华住宅，同时凭籍他的声望与地位勉力周旋，终于化险为夷。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发生后，刘鸿生表示：“如果日军侵犯，战争掀起，要我毁家纾难，也在所不惜。”不久，“八•一三”事变发生，刘鸿生即参加上海市各界团体联合会组织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兼任上海市伤兵救护会会长，并担任上海市抗战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全力以赴，支持抗战，无遑顾及自己所有企业。他的大部分企业，如章华纺织厂、上海水泥厂、中华煤球厂以及大中华火柴公司所属荧光火柴厂、周浦火柴厂和中华码头公司的三座码头及仓库等，均先后沦入敌占区。他原想托庇洋商保护，本人则仍留在租界观望，根据战局发展再定行止。不料时局急剧恶化，租界内敌伪势力横行不法，绑架暗杀事件层出不穷。日商三井、三菱又威胁利诱，逼他进行“合作”。曾任日本磷村组合首席代表的植田贤次郎则以日本军部名义及“老熟人”的身份，要刘鸿生出任伪上海商会会长，遭严词拒绝。
环境日益险恶。刘鸿生化装后秘密搭上“俄罗斯皇后号”邮船黯然离开苦心经营达二十余年的上海，出走香港。
到香港后，他兴办实业的雄心依旧，不久便在香港坪州购置土地，召回在上海的技术人员，兴建香港大中国火柴厂，自任总经理。
1939年，他经海防飞往重庆寻找发展道路。抵渝第二天，蒋介石设宴款待，表示刘鸿生在沿海沦陷区总值1000万元的资产，待抗战胜利后全部由政府负责归还。
刘鸿生分析时局，重整旗鼓，规划在内地发展实业俾以救国。他先后兴办华业火柴厂和中国毛纺织厂，以后又在兰州创建了西北毛纺织厂和西北洗毛厂，并在重庆成立中国火柴原料公司，在贵阳设立氯酸钾厂，在昆明和海口建立磷厂。所有这些企业，尽管经济效益很好，如火柴厂及毛纺织厂产品几乎垄断了大部分后方市场，企业利润逐年上升，但由于受官僚资本的控制，刘鸿生的股份却不断遭受变相侵占，到抗战胜利，他的大部分股份已被侵吞殆尽，只拥有百分之二十左右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刘鸿生在重庆受命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长，返回阔别7年的上海。他通过政治关系，收回并接管自己在上海和华东地区的企业。由于当时洋货倾销，时局动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民族工业都陷于困境。1948年遭“金圆券”的浩劫，他的章华毛纺织厂、大中华水泥厂、中华码头公司和华东煤矿被迫交黄金8000两、美钞230万元，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
当时，刘鸿生的六儿子刘公诚(念悌)在延安时的战友经常来到刘家，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动员刘鸿生留在上海维持所有权。经过深思熟虑，刘鸿生决定留沪。不料正在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社会局长”陈保泰突然带领武装人员到刘家，劫持刘即刻飞到广州参加“紧急会议”。不久刘鸿生设法避开监视秘密转到香港。
上海解放后，刘鸿生的二儿子刘念义专程来到香港，向他介绍上海社会秩序良好、企业恢复生产等情况，希望他回上海主持刘氏企业。时香港情况复杂，大批上海资本家云集观望，刘鸿生亦犹豫不定。不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派员来到香港，向他介绍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并邀请他回来共商国事，这样刘鸿生便踏上归途。到天津后，又接周总理电邀进京。总理向他表示十分欢迎，详细阐述了党的政策，明确宣传所有刘氏企业均将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抵沪后他又受到陈毅市长和上海各界的欢迎。
刘鸿生回到上海，看到他的所有工厂都在工人护厂队的保护下恢复了生产，感到十分高兴。在他的经营下，经两三年努力，大部分工厂的生产都得到迅速发展。如上海水泥厂，1953年“象”牌水泥月产量达1.8万吨，创历史最高记录；章华毛纺织厂的“鹦鹉”牌呢绒大批出口外销，国产毛料首次进入了国际市场。
刘鸿生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财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及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委兼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副主任委员以及定海(舟山)旅沪同乡会会长。
1953年，刘鸿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委。他在会上表示：要争取将自己所有企业第一批申请公私合营。国务院发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后，1956年，刘鸿生将资产总值2000万元的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实业巨子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我是一个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双重压迫下挣扎过来的人。我的创业史，是一部经过迂回曲折、尝遍辛酸苦辣的历史。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可是在旧社会经常碰得头破血流，经常有关门停业的危险。现在共产党来了，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工业化的富强的国家就要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这正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所向往的道路……我感到的只有骄傲和幸福。”
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69岁。原作者： 杨志刚
来 源： 舟山史志办周恩来讲话中:"刘鸿生先生,你是一位著名的实业家,也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希望你今后为发展国家经济以及振兴上海作出贡献"
陈毅以十分豪爽的口气向刘鸿生说;"你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爱国工商界领袖,我们真诚希望你和我们共同合作,和上海六百万人民全力以赴 ,共同把你所熟悉的上海建设成一个兴旺,繁荣的人民城市."
青年时期的刘鸿生
原鸿生火柴厂（后改为苏州火柴厂）厂门
公私合营鸿生火柴厂（摄于一九五 六年前）
上海水泥厂
章华毛纺织厂
刘鸿生“托拉斯”大楼容貌
寻根溯源 在繁华多姿的大上海,我曾追根溯源寻访我祖父刘鸿生先生的足迹,在林立的高搂中,我找到了这栋搂, 他依然如故气派宏伟。1930 年，刘氏托拉斯雏形以“刘鸿记帐房”名称公开于社会 ，并在四川路上建造了一幢“企业大楼” ( 即今四川中路 33 号 ) 。刘氏的煤矿、码头、火柴、毛纺织、搪瓷，银行、保险诸业的办公机构，以及律师事务所、医务所、总账房等，都安排在该大楼里. 这栋楼已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 "市级建筑保护单位"
"企業大王”刘鸿生捐献巨资于1921年创办定海中学(今舟山中学),为纪念学校创办人刘鸿生,学校大楼命名"思刘堂" 追根溯源寻访刘鸿生先生的足迹,刘作伟(右二.刘鸿生之孙)在"思刘堂"前拍照留念 工部局五华董 ----（右一 刘鸿生) 
一个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要人
眉来眼去的千万富豪;
一个被中共领袖待为上宾的人中俊杰 .
何况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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