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第一用功处在教化。用今天的话说，“做历史”有两大功能：社会的功能和育人的功能。且此二者亦皆可以做教化的解释。

我国文化一向讲人道、重人情。自古“教以人伦”全赖历史“教以臣”、“教以孝”、“教以悌”诸行。亦为“化民成俗”而“教民追孝”，“教民相爱”、“教民礼顺”，使之“不忘本也”。这里的“顺”、“睦”、“亲爱”，既是“教以化之”的内容，又是“教有化之”的目的。内容和目的的“文”与“质”，便是历史教育。

正因为我国早熟的农业文明，把历史教育完全嵌入政治抱负和现实生活之中，所以在历史教育进入新式学堂，或确切地说是在它未成为学校的专门学科之前，作为教化的工具其范围甚广。首先，它存在于民俗之中，特别是在民间故事、生活戒规、戏剧文学等熏陶下，家教把历史教育做得很实，即使是大字不识的百姓也不缺乏常识的历史知识和胆识。至于读了书的人，从启蒙到入世，历史已远非学问那么单纯，那是发达的基础和人格的试金石。人们依靠历史的滋养而成人，又受特定的历史教育的感化，再回到历史中接受检验——把自己放在社会的教科书中，成了后代人们判断“善恶”、“忠奸”，褒贬“美丑”“良佞”的素材。古典历史教育的“空间”很大，没有学校围墙和专业教师的限制，依照身份随时随地都在传授着。有趣的是，其“时间”皆“不远”。唐朝人看一两千年前的事，并不觉得够不着，到了清代也仍可以从“三代”中淘换智慧。因此，我们的历史，从不偏离我们的伦理；我们的伦理，从来就是借助历史教育养成的。再者，由历史沉淀并通过历史教育（特别是蒙学中的历史教育）培育出的中国人的精神，铸就了中国人特强的历史教育意识，它关乎于家旺，关乎于族兴。以血脉相乘，维系着中国永不间断的历史进程。

今天学校的历史教育较之传统的历史教育，进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重“教”而忽略“养”，淡化“生活”即“教化”的功能，亦是不争的事实。今天学校的历史教育可谓“知识的历史教育”或“技术的历史教育”，而非“精神的历史教育”。它让我们无可奈何就像惠施“拙于用大”而“为其无用”。其一，严格的现代学科分类，让历史的知识范畴窄了很多，亦将其教育功能限制了许多；其二，从课程理论规范出的理念，更认同“技术性的历史教育”，而非“教养性的历史教育”，因而学历史的功夫几乎等同于“记忆”和“考试”；其三，因为以上两个“历史教育的科学化过程”，而使大量的“非科学”的历史被排除在历史教育之外。例如，民间传说、历史掌故，等等。换言之，我们已经习惯地在民俗和正规的历史教育之间，划上一条鸿沟。扎根在民间活生生的历史故事，是土的；祖祖辈辈以为教化的道理，是俗的。土的，俗的，自当不能登大雅之堂。

举一例，我国自古“以孝为先”，现在则把“孝”局限在两辈人的生养关系上，至于其中的“争臣”、“争友”、“争子”（遇到不义而不争，就是不孝）内容，则被完全忽略了。或许正是普遍地缺乏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家教”，才使我们的道德教育高抬腿而落不实。总是试图重视传统美德，以达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但似乎总也力不从心。

事实上，无论现代的历史教育应该多么进步，也不应该割断作为教化的历史命脉。对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且文教厚重的国度来说，没有历史的启蒙教育和涵养其中的历史智慧，真是一件悲哀的事。历史理应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理应因此而有文明的教养。否则，当历史只是专属文人学士书中的知识的话，就很难使历史教育发挥社会性的作用，搞不好还会从中滋生偏见和霸气。

教养是历史教育之母。不同的历史时期，教养的内容可以不同，但教养的实质不能改变，教养的视野亦不能太短。将教养功利化，会让人自大而轻薄；只讲眼前的传统，又极易形成偏执的性格。今天的历史教育，仍要围绕“学做人”而讲教养。“造新人”不能有新知识，而没有“新教养”。至于怎样带着智慧的批判武器“回归”传统，又怎样创设出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基于传统文化背景的现代历史教育体系，则是每个负责任的历史教育工作者理应思考的课题。

本文原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1期